2015年5月25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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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人情潛規則:傳統報恩情結隱藏消費陋習

中國式人情潛規則:傳統報恩情結隱藏消費陋習


[導讀]在中國,人情往來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事兒。在傳遞溫情與溫暖時,卻伴隨著沉重的心理、經濟負擔。你是否計算過,你收到的份子錢有多少?隨出去的又有多少?如果你算過,那麼你又真的算清瞭嗎?

在中國,人情往來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事兒。在傳遞溫情與溫暖的同時,卻伴隨著沉重的心理和經濟負擔。你是否認真計算過,你所收到的份子錢有多少?隨出去的又有多少?如果你算過,那麼你又真的算清瞭嗎?

人情往來成為中國人一大負擔

日前英國《金融時報》刊文指出,人情往來本是中國的傳統美德,然而禮尚往來卻日益畸化為龐大的"人情債",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大負擔。

文中給出瞭一個數據,中國戶均"人情支出"(節假日和紅白喜事支出)在傢庭總收入中的占比高達7.9%;農村傢庭的"人情支出"更高達11.4%。或許對富人而言,一次大手筆的"人情消費"也許等同於添置一塊瑞士手表或是一套名牌西服是"身份的象征"。但對中國窮困傢庭而言,"人情消費"可以稱得上是辛酸的"血淚債"瞭。調查顯示,收入水平處於最低25%的城市傢庭的"人情支出"占總收入的比例高達45.1%。

數據畢竟難以表達人們對"人情"問題的真實心理,這裡就通過幾個案例,為大傢解析為"情"所困的那些事兒。

案例一之人情收支算不清

今年"十一"期間,趙先生和妻子原本商量著準備外出旅遊,可在9月份先後接到瞭幾份婚禮邀請,不僅要回趟老傢參加妹妹、表弟的婚禮,而且還要在"十一"期間提前趕回長春,到吉林市參加大學同學的婚禮。

這個"十一",趙先生的婚禮紅包就送出去4400元(妹妹2000元,表弟1000元,大學同學1000元,同事200元,朋友200元),另外還有妻子的一位大學同學產子,隨禮200元,共計4600元。不僅旅遊計劃泡瞭湯,還造成瞭當月收支的嚴重失衡。

趙先生是一位32歲的已婚男士,在長春某事業單位工作。他和妻子都是比較內向的性格,也不屬於社會交際面比較廣的人,平時隨禮的對象基本都是親屬和關系比較近的同事和好友。

包括"十一"期間的這幾個"大份"外,根據他的傢庭賬單記錄,今年以來,用在隨禮上的支出共計10077元,如果加上最近擬支出的1000元(元旦前探望老師500元,另有兩份近期婚禮紅包500元),全年份子錢共計約11077元。而趙先生和妻子兩人的年收入約13萬元。份子錢支出占傢庭年收入的8.5%。其中婚禮紅包共計5800元,占份子錢的52.4%,約占傢庭年收入的4.5%。

在趙先生的傢庭賬本中,今年以來,並沒有人情紅包的進賬。不過,趙先生覺得,在計算份子錢收支的過程中,應該把自己過往的進賬,即"過碼"算在內,因此,結婚、祖父去世、女兒出生時的禮單他一直保留著。遇到親友、同事傢辦事需要隨禮時,作為回禮參考。

根據收入明細記錄,趙先生傢庭份子錢收入共計26400元,其中,婚禮紅包收入共計19800元,占總收入的75%。

雖然像很多傢庭一樣,趙先生傢有一本份子錢的收支明細,不過,在趙先生看來,這本"人情賬"卻讓人理不清。

首先,單從收支金額上來看,這筆賬無法尋求絕對的"收支平衡"。"當時辦婚宴時,用禮金收入減去婚宴支出,有七八千元的'盈餘'。看似賺瞭,但後來想想,賬並不能這麼算。"趙先生告訴記者,婚宴紅包就像貸款,遲早是要還的。

此外,跟很多人一樣,趙先生也有類似的經歷:有些有工作上聯系的人,以及好久不聯系的初中、高中同學的突然邀請,這讓人很糾結。人傢打來電話通知瞭也不好意思不去。有些同事雖然並不是特別熟悉,但結婚、生孩子也免不瞭隨上200元的份子錢。

案例二之收禮者糾結:實際總不如預期高

28歲的小劉最近剛辦完婚禮,在親朋好友的支持下婚禮辦得很成功。但唯一讓小劉"心涼"的是,和他最好的一個海歸朋友竟然給他隨瞭200元。而按他心裡的預期,這個朋友應該至少800元。小劉告訴記者,"收瞭200塊錢之後,我倆的聯系瞬間少瞭,為瞭這種事弄僵瞭關系,覺得挺悲涼的。"

從事婚慶行業多年的王女士認為,在結婚發喜帖的時候,人們似乎已經對每個人都標過價瞭。而當現實不如人們預期時,心裡就會比較失落,朋友的禮錢似乎已經成為檢驗自身人品的"試金石"。

案例三之送禮者糾結:人情“太昂貴”

魏先生人到中年,正是傢中需要花錢的時候。可碰到親戚、同事、朋友結婚一類的事,礙於面子又不得不去,份子錢總免不瞭。魏先生告訴記者,像他這種被"人情帖"困擾的人很多。婚喪嫁娶、添丁增歲、升學喬遷、招工參軍……除瞭"封禮"名目增多外,禮金也是逐年"水漲船高"。

與魏先生相比,部分參加工作不久的年輕人為瞭顯示"情誼深厚",禮金也是越送越多,不少人因此成瞭"月光族"。90後小孔便是這樣一位,前不久高中舍友結婚,因為關系好他隨瞭1000元,加上其他同事結婚的份子錢,他已經負債累累。他無奈地對記者說,想要立足社會,這昂貴的人情消費真讓人無奈!

除瞭必須應酬的親密關系外,偏偏常有關系疏遠的也來湊熱鬧,諸如遠房的親戚、同學的弟弟、單位裡新來的同事等。遇到這些到底該給多少,又成為一個讓人糾結的事。案例四之結婚份子錢新招:扣掉菜錢

李女士便遇到過這樣一件事:"去年5月有個平時不怎麼聯系的同學準備結婚,打電話非要我參加。沒辦法我去瞭隨瞭份子200元,今年到我結婚時人傢兩口子打車來給我送的紅包,說時間不巧不能參加瞭。拆開一看140元,估計是人不來瞭直接把菜錢扣瞭。"李女士總結道,每次遇到這樣的事不僅讓送者糾心,也讓收者感到十分尷尬,禮錢不僅沒成為拉近彼此關系的紐帶,反而扭曲瞭正常的人際關系。

案例四之結婚份子錢新招:扣掉菜錢

李女士便遇到過這樣一件事:"去年5月有個平時不怎麼聯系的同學準備結婚,打電話非要我參加。沒辦法我去瞭隨瞭份子200元,今年到我結婚時人傢兩口子打車來給我送的紅包,說時間不巧不能參加瞭。拆開一看140元,估計是人不來瞭直接把菜錢扣瞭。"李女士總結道,每次遇到這樣的事不僅讓送者糾心,也讓收者感到十分尷尬,禮錢不僅沒成為拉近彼此關系的紐帶,反而扭曲瞭正常的人際關系。

案例五之不吃不喝月收入全搭上

對於都市白領來說,佳節與假期的重合本應是放松身心的難得時機,但是在北京上班的李程卻感到,今年的"雙節"已然成瞭"雙劫"。從半個月前,他就開始為一份"中秋禮單"糾結。

李程在一傢廣告公司工作,妻子是公務員,今年年初剛剛結婚的小兩口如今迎來瞭新婚傢庭的第一個重大節日。"以前光棍的時候,中秋節最大的事情就是買火車票回傢,現在有瞭傢庭就得開始打點各種關系。"由於老傢在外地,李程說自己所需要打點的"關系"主要是夫妻二人的朋友、同事和單位領導,而這就已經有十餘份禮要送出。

"朋友間就是互相送送月餅,聚聚餐,花銷還算可以承受,能稱得上'送禮'的主要是拜訪領導,除瞭月餅,還得有煙酒或者茶葉,動不動就得一兩千元"。李程說,由於白天上班,買禮送禮的時間隻能留在晚上,而除瞭跑腿的功夫,還要琢磨"哪些人需要送,需要送什麼",整個中秋前的這一周已經讓自己身心疲憊。

今年中秋,李程夫婦原本計劃乘飛機回浙江老傢,但是為瞭節省開支,兩人臨時決定坐火車回去。"傢裡有一大幫親戚,還有兩個同學要結婚,回去又免不瞭一筆人情開銷,現在能省點就省點。"雖然,李程夫妻兩人月收加起來也有一萬多,但是他說,中秋節中"人情支出"這一項就得"不吃不喝,一個月收入全搭上"。

案例六之企業公關的“送禮經”

剛畢業工作的王蒙已為公司的"中秋大賬本"忙碌瞭近一個月。兩個月前,王蒙成功受聘於這傢教育培訓機構的"品牌戰略專員"一職,但是在拿到自己名片的第二天,王蒙就領略瞭這個聽上去"高端大氣"職位的日常工作。

"我現在的工作就是把名片放在裝著購物卡的信封裡,然後寄給公司的關系戶。"王蒙說,這裡的"關系戶"包括有業務往來的客戶,關系公司命脈的政府部門,也有公司外宣所需要一些媒體單位。"一年中,除瞭春節,中秋是企業公關維護的最重要節日",王蒙說,這是老員工最近給他說的最頻繁的一句"經驗"。

一開始,王蒙感覺自己的工作沒有什麼"技術含量",但是工作兩周之後王蒙漸漸開始瞭解,即使是這看似簡單的"送禮",裡面也有大學問。公司領導甚至從網站給他們找瞭一份"中秋送禮攻略"分發給他們學習。

"比如,需要你維護的關系戶有40個,但是老板就給你30份禮品的預算,你送什麼,送給誰,送多少,這些都得去仔細分析權衡。有些大關系戶,同行們都給他們送禮,一個節日下來,收禮的可能記不清誰送的,但是如果人傢送瞭,你沒送,就準會被記住。一次失誤之後,以後你就很難再搭上關系。"

王蒙說,最難維護的關系是政府部門,因為送禮得送對人,不僅要給主要的領導送,那些在關鍵環節"能辦事兒的"也得送到。"比如,你去辦個審批手續,大領導拍瞭板,但是負責執行的'關鍵人物'就給你拖延時間,就說明你工作還沒到位。"

對於剛剛畢業的王蒙來說,送禮的技巧成瞭自己步入社會的第一堂課,王蒙感慨,"在學校裡哪能學到這些人情世故的道道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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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的人認為青少年亂花錢現象嚴重


















94.9%的人認為青少年亂花錢現象嚴重






如今,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一些傢長對於孩子花錢有求必應。有網友反映,現在中小學生請客送禮“戀名牌”、花錢不眨眼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傢長應該從小培養孩子的理財觀。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新浪網,進行的一項在線調查顯示(1105人參與),94.9%的受訪者認為現在青少年亂花錢現象嚴重。受訪者中,80後占40.8%,70後占38.5%。67.7%的受訪者為人父母。

僅23.6%受訪者確認身邊傢長重視孩子理財能力的培養

傢住山東泰安的王俊紅的孩子今年上小學三年級,每個月的零花錢經常超過500元。王俊紅和丈夫都是普通工人,一個月總共才賺3000元,孩子的零花錢對他們而言實在是一筆不小的開銷,“為瞭讓孩子懂得節儉,我們也費瞭不少口舌,但每次孩子一伸手,我們卻總是不忍拒絕。”

王俊紅告訴記者,上次一個同學過生日,孩子竟然花200元買瞭個生日禮物。“他一點兒都不知道我們賺錢的辛苦。就一個孩子,打不得罵不得,又不知道怎麼去教他正確的金錢觀念和理財意識。”

調查中, 97.8%的人認為現在的青少年缺乏理財意識。對於孩子理財意識和能力的培養,隻有23.6%的受訪者覺得身邊的傢長足夠重視。

“理財教育非常重要,財富行為關系到道德行為。”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洪明認為,孩子理財觀念缺失,父母是直接影響者。他指出,現在父母在培養孩子理財問題上存在兩種錯誤極端:一種是害怕跟孩子談錢,不讓孩子參與消費,什麼都包辦;另一種是很放任,沒有計劃,孩子要多少給多少,缺乏對孩子的監管。這兩種做法都會導致孩子產生畸形的理財觀念。

青少年理財意識缺失的原因何在?調查顯示,83.1%的人認為是受社會上攀比風氣的影響;73.3%的人認為原因在於對孩子的嬌生慣養;69.4%的人表示是由於父母沒有培養孩子理財的意識;57.5%的人歸因於社會壓力大,父母無暇顧及孩子,隨便給孩子錢;47.2%的人認為是由於孩子在應試教育下忙於學習,沒有賺錢不易的切身體會。

95.2%的人認為理財能力是生存必備技能之一,應該從小培養

傢住天津的周強告訴記者,孩子經常以“買書”為由向傢裡要錢。後來跟他老師溝通才發現,孩子把零花錢全“貢獻”給瞭小賣部。於是,他狠狠地教訓瞭孩子一頓。

過瞭兩個星期,周強發現,孩子竟然從傢裡偷錢,“批評他時,他總是痛哭流涕地表示要改,但他總是管不住自己。這樣下去恐怕會葬送瞭他的前程。”

對於孩子缺失理財觀念所可能帶來的後果,“形成不良金錢觀,使孩子誤入歧途”(83.0%)、“使享樂主義超前消費的畸形文化蔓延”(77.2%)、“養成奢侈浪費之風,不利於培養勤儉節約的習慣”(73.9%)分別排在前三位。

調查中,95.2%的人認為理財能力是生存必備技能之一,應該從小培養。

“青少年不是財富的創造者,僅僅是一個消費者,但是並不意味著他們不應該瞭解財富的創造過程。”洪明指出,理財教育是一套完整的體系,錢從哪裡來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財富如何儲存和保管,第三個問題是如何消費的問題。

洪明建議,理財教育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比較合適,傢長要告訴孩子如何合理花錢,如何使用銀行、存款取款等基礎的金融工具。而在此之前,日常消費中,傢長就要灌輸一些節約、不攀比的觀念,主要是品德教育。

武漢大學現代心理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韋志中指出,理財觀問題的背後是心理價值觀的問題。孩子的心理成長和發育時期,是形成正確人格價值觀、良好心理品質和道德水平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傢長、學校應下大力氣在如何看待金錢、如何使用金錢的問題上給予孩子正確的引導,為孩子以後的健康成長打下基礎。

公眾對於培養青少年的理財觀有什麼建議?調查顯示,“傢長應重視培養孩子的理財意識,積極進行引導”獲選率最高(83.0%);其次是“父母不能嬌慣孩子,多讓孩子體會勞動的辛苦”(77.5%)。其他還有:“應引導孩子學會感恩父母、建立責任感”(66.8%);“學校應該開一門理財課”(50.8%)等。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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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圍上的中國:肥胖將成未來定時炸彈


















腰圍上的中國:肥胖將成未來定時炸彈






2012年6月26日,重慶榮昌縣吳傢鎮,記者采訪重慶“第一胖”,身高1.65米、體重180公斤的丁科學。丁科學的父母給他測量的腰圍是172厘米。CFP供圖

和大多數學者不同,保羅·弗倫奇研究中國的工具是一把“尺子”。

這把“尺子”測量的是中國人的腰圍。根據他引用的數據,目前中國城市男性的平均腰圍已經從1985年的63.5厘米增長至76.2厘米,這意味著,在短短27年的時間內中國男人的腰粗瞭20%。更令人震驚的是,其中40~50歲男性的平均腰圍已經達到86.2厘米,相當於一把普通餐椅的高度。

作為通亞咨詢公司的創辦人和首席研究員,這位英國人近10年來一直關註中國的消費市場。不過,這位經濟學者無意間註意到另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人越來越胖瞭。數據顯示,我國早在2002年就有兩億人超重,其中大約6000萬人肥胖。龐大群體背後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黑洞:僅2003年,我國成人可歸因於超重和肥胖所帶來的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和腦卒中造成的直接經濟負擔就高達211億元。

“僅僅在20多年以前,即使在中國最富裕的城市,人們仍在努力填飽肚子,現在他們卻在拼命減肥。”與弗倫奇共同完成著作《富態:腰圍改變中國》的另一位作者馬修·格萊博表示,“肥胖問題將成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和公共衛生系統的一枚定時炸彈。”

過去將軍肚可是個褒義詞,人傢會說你有福氣,現在肥胖已經被定義為一種疾病

作為一個“中國通”,弗倫奇發現自古以來,大胖子在中國就是社會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形象表征。唐代“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之一安祿山就是個“腹垂過膝,重二百三十斤”的壯漢。這副模樣還為他的胡旋舞增添瞭一番別樣的風采,以至於“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

“我很喜歡用富態這個詞作為書名。”格萊博表示,“它很好地反映瞭過去中國人對於肥胖的態度。”

尤其在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膀大腰圓的身材更是被人們艷羨。社會政治學傢丁學良 (微博)還記得,上世紀60年代後期,在他的故鄉安徽宣城,某農墾師師長曾是許世友的衛士長,被托付照料他的兩個兒子。由於身處動蕩年代,兩個孩子被要求隱瞞真實身份。但弟弟還是露餡瞭:“我們傢在南京,到我們傢來的叔叔都是大胖子。”

這讓其他孩子大吃一驚:那年頭在宣城的數萬人裡,也就是三五個大胖子,除瞭縣委書記和縣長,剩下的就是縣委大院的廚師。孩子們隨即判斷,這兩個小夥伴爸爸的官職“肯定比縣委書記、縣長要大得多”。

“那時‘將軍肚’可是個褒義詞。”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副院長顧東風教授笑著回憶道,“人傢會說你有福氣,要是太瘦人傢則會說你骨瘦如柴。”

他清楚地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期,當他到北京石景山區進行心血管病的相關調查時,發現工人中的胖子明顯比農民多,“因為工人的福利待遇好”。

但從楊柳蠻腰到大腹便便,中國人隻用瞭短短二三十年的時間。來自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顯示,從1992年到2002年這10年間,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我國人口的超重率增長瞭近40%,肥胖率增長瞭近100%。

體重指數(BMI,體重的公斤數除以身高米數的平方)是判斷肥胖的主要標準。按照國際生命科學學會中國肥胖問題協作組的推薦,這一指數超過24的成人可被視為超重,超過28可判定為肥胖。

早在1997年世界衛生組織就在一份報告中將肥胖定義為疾病。在衛生部2003年發佈的《中國成人超重和肥胖癥預防控制指南》中,肥胖也被列為一種疾病。

尤其是“啤酒肚”所體現的腹內積聚脂肪,即所謂中心性肥胖,更容易對健康產生不利影響。“中心性肥胖導致糖尿病、高血壓、血脂異常和心血管病的危險更高。目前中國的肥胖人群中,八成以上存在這種肥胖類型。”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副教授陳超剛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2009年,包括國際糖尿病聯盟和世界心臟聯盟在內的多傢組織共同發表聲明,不同族裔人群的中心性肥胖,應采取不同定義標準。中國中心性肥胖是指男性腰圍超過90厘米,女性腰圍超過80厘米。顧東風教授指出,按照這個標準,本世紀初我國35~74歲成年男性中心性肥胖患病率為16.1%,女性患病率為37.6%。換句話說,我國已有近4000萬名男性和9000萬名女性處於危險之中。

很多人認為肥胖是個人的好吃貪吃造成的,但其實肥胖是個社會問題

在物質資源極大豐富的同時,變粗的不僅僅是中國人的腰圍。弗倫奇還註意到,近年中國城市中C、D、E罩杯的文胸銷售量不斷增加,而A、B罩杯的文胸銷售量一直在減少。在襯衫制造企業的產品目錄中,大領口襯衫正在占據主要地位。

在醫護人員看來,這種日益豐滿的富態,卻是一種病態。

從事心腦血管研究近30年的顧東風介紹,肥胖很容易引起血壓高、血脂高和血糖高。這“三高”會造成血管的動脈粥樣硬化,就像水管裡的斑斑銹跡。這些“銹跡”脫落下來,就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腦子裡就是腦溢血。另外,這些脫落下來的“銹跡”還會堵塞血管,造成腦栓塞。如果堵塞發生在心臟就是冠心病。

腰圍的增大往往預示更大的風險。“十一五”期間,顧東風帶領團隊隨訪瞭兩萬餘名年齡在35~74歲之間的人群。根據對調查結果的初步分析,他發現相比於腰圍正常的人,中心性肥胖患者罹患各種心腦血管疾病的風險普遍增加30%~50%,隨著腰圍的增加,心腦血管疾病造成的死亡率也在逐步攀升。

在英國學者格萊博看來,造成中國人日益“心寬體胖”的罪魁之一是飲食結構的變化。2003年,位於上海市中心的來福士廣場開業時,他註意到那裡售賣來自美國的熱狗、土耳其烤肉、超級漢堡包和哈根達斯冰淇淋,卻幾乎沒有中式餐飲。不過這並沒有讓前來就餐的白領們感到任何不適,他們都是抓緊時間狼吞虎咽一番,然後立即趕回辦公室。

或許因此,《富態:腰圍改變中國》這本書的封面,是一張楊柳青年畫中的臉如銀盆的胖娃娃。隻不過,他手中並沒有握著一塊元寶或是一串鞭炮,而是一個巨無霸漢堡包。

與飲食結構同時改變的,還有人們的生活方式。最新發佈的《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報告》顯示,我國有83.8%的成人從不參加鍛煉。

“寄信收信都不去郵局瞭,都讓快遞公司上門服務。”顧東風說。在他的記憶裡,30年前整個阜外醫院隻有一兩輛轎車,“但現在幾乎所有醫務人員都不能把車停在醫院內,因為要騰出車位給前來看病的患者。”

兩位來自大洋彼岸的學者,還註意到城市化進一步“加粗”瞭中國人的腰圍。“愛護草坪是中國公園的一個最普遍的規定,這意味著,公園隻是一條裝飾得很漂亮的小徑,而不是可以讓兒童嬉戲的場所。”弗倫奇說。

“如果周邊缺乏運動的場所,人們就要回傢看電視,看電視就要吃點東西,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陳裕明教授再三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強調,“很多人認為肥胖是個人的好吃貪吃造成的,不是這樣的,肥胖是一個社會問題。”

現在是控制肥胖一個關鍵時期,如果這幾年能夠控制好這個問題,我們可能就不會重蹈美國的覆轍

在父輩們的腰圍越來越粗的同時,弗倫奇和格萊博還註意到,中國的“小胖皇帝”越來越多。根據疾控中心的有關數據,我國17歲以下的肥胖人群已超過55萬人。國際肥胖研究協會主辦的《肥胖綜述》月刊日前公佈研究報告也顯示,中國有12%的兒童體重超重。

這兩位消費者行為研究者發現,在中國許多消費決策是由孩子掌控:“孩子們會要求在必勝客而不是街角媽媽喜歡的成都小吃就餐,在回傢路上的冰淇淋攤買一個雀巢花心筒,在超市購物時再來一包阿爾卑斯特濃原味奶糖。”

對此,中國疾控中心助理研究員翟屹感到憂心忡忡:“本來,我們的飲食模式比西方更健康,但如果不改變孩子們喜歡吃洋快餐的習慣,等到一二十年後,我們整個國傢的飲食習慣也會變得和美國一樣。”

作為超級肥胖大國,美國大約3個成年人中就有1個人肥胖。1999年,美國與肥胖相關的各項醫療保健費用總額高達1022億美元。本世紀以來,美國醫療保健支出的四分之一都用在肥胖癥上。

翟屹認為現在是控制肥胖的關鍵時期。與歐美國傢相比,我們肥胖的人口比例並不高,“如果這幾年能夠控制好肥胖問題,我們可能就不會重蹈美國的覆轍”。

2007年,衛生部等多傢單位聯合發起瞭“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動”。目前,這個以“日行一萬步,吃動兩平衡,健康一輩子”為內涵的行動已經覆蓋全國55%的縣區。

2009年,衛生部和山東省還共同開展瞭“減鹽防控高血壓”的試點項目。這個項目要拿“咸乎乎、黑乎乎、黏糊糊”的魯菜系開刀,改變其烹飪標準。

不過,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與社區衛生處處長施小明表示:“改變飲食習慣這種社會行為有一定的難度。需要政府出臺政策,也需要各部門共同創造支持性環境。”

我國最早嘗試改變飲食習慣的行動,是1989年制定的《中國居民膳食指南》。這個指南後來被簡化成我們所熟悉的膳食寶塔,清楚地標明瞭每日各類食物的攝入比例。但是,這個簡單易學的寶塔推行效果並不理想。施小明介紹,即使到1997年,醫務人員對膳食指南的知曉率也僅有28%。

“在研究層面,我們的學者並不比國外專傢水平低。” 翟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學者們編寫瞭各種各樣的指南,但是沒有一個很好的機制去推廣它們。”

事實上,2009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下發瞭《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其中提到“醫療衛生機構及機關、學校、社區、企業等要大力開展健康教育,充分利用各種媒體,加強健康、醫藥衛生知識的傳播,倡導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根據這份意見制定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2011年) 》中明確提到,“2009年開設中央電視臺健康頻道,中央和地方媒體均應加強健康知識宣傳教育。”

但是至今,以健康為主題的中文電視臺隻有一個名為“健康衛視”的電視臺。這個總部設在香港的全球首傢通過衛星全頻道、用漢語普通話播出的醫學科普衛星電視臺,並沒有覆蓋所有省份。

“為什麼有教育頻道,就沒有健康頻道呢?”施小明反問,“如果有健康頻道這種權威的宣傳渠道,張悟本那樣的事情或許就不會出現瞭。”

或許,歷史也將重寫。據史書記載,安祿山的福相並沒有為他帶來太多福氣。這位膘肥體壯者經常長瘡,後來發展到雙目失明。有人推測,這位大胖子患上瞭糖尿病。公元757年的一天夜晚,當平日受寵的閹人李豬兒舉刀砍向他的“將軍肚”,這位曾經震撼瞭大唐王朝的將軍因失明而毫無招架之力,最終腸流滿地,氣絕身亡。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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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無用”論文報告:四分之一論文無人問津


















中國“無用”論文報告:四分之一論文無人問津






在浩瀚的中國SCI論文中,有多少論文“零被引”?2000年到2009年,是24.2%

35歲的付曉霞是北京一傢兒科醫學刊物的編輯,數月前她在一次學術會議上的演講引起瞭爭論。演講內容是她與同事合作的論文——《2000年—2009年中國SCI論文零被引數據分析》。

一位資深醫學專傢聽後驚訝地說:“直觀的數據很震撼,我國科技論文質量還有待提高。”也有人惋惜:“我們做瞭這麼多工作,檢索結果卻不盡如人意。”

1963年,美國情報學傢加菲爾德博士創立SCI這套科學文獻檢索工具。由於它涵蓋瞭數千種自然科學基礎理論學術期刊,已衍生出評估科技研究成果的功能,在中國也是科技領域學術評價的重要標準。

“十五”以來,隨著中國巨額的科研投入,從2000年至2009年,SCI收錄中國作者論文總數由3.14萬篇猛升至13.11萬篇。

然而,根據付曉霞等人的研究:2000年至2007年,中國SCI論文“零被引”的增速以20.67%壓過17.87%的論文增速。

值得關註的是,雖然“零被引”等“中國論文病”一再受到輿論批評,但學界內部對待這一問題,並不像外界那樣一片聲討。

也許,真正令人擔憂的並非付曉霞等人發現的驚人數字,而是人們對於這些數字的曖昧態度。

受資助的中國SCI論文9年增加5萬倍

《2000年—2009年中國SCI論文零被引數據分析》是付曉霞和同事關於中國SCI論文的第三篇文章。他們的研究統計工作始於2009年。

付曉霞供職於《中華兒科雜志》。“我們雜志在國內醫學期刊裡排位比較靠前,最近幾年編輯們時常抱怨來稿質量不行。其實,這些年國傢投入還是蠻大的。我們就很奇怪,想探尋一下我國SCI論文被引情況。因為文章被引用、受關註,一定程度上反映它的學術價值。”付曉霞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與高速馳行的中國經濟增速相似,根據付曉霞等人統計:2000年以來中國作者被SCI收錄的論文數年均增速達到17.19%。而同期的世界SCI論文年均增長率僅為4%。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數據也顯示,中國已成SCI論文制造大國。該研究所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潘雲濤告訴《瞭望東方周刊》:“2010年,SCI收錄中國論文為14.84萬篇,占世界份額的10.4%,位居世界第二。”

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主任邱均平則向本刊分析說:“這背後是政府在人、財、物等各方面對科研工作的強力支持。”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提供的數據同樣顯示,到2010年,中國科技總經費規模達到全球第三,僅次於美、日,科研人員總量亦居全球第二。

強力的政府投入一部分就用來資助論文。2000年至2007年,中國SCI論文受到基金資助僅分別為4、6、19、41、161、107、211和670篇次。2008年受資助SCI論文猛增到6.6萬篇次,2009年躍升至20.4萬篇次。“有的SCI論文受多個基金資助,雖有部分論文標註不規范,但政府逐年對科研的支持力度可見一斑。”付曉霞說。

2008年,受國傢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論文篇次最多—— 1.86萬篇次,占全部受資助SCI論文的16.8%。其他對論文資助較多的單位依次是科技部、教育部和中國社科院等。

“零被引”論文是不是垃圾

“我們不隻是為瞭神和一幫天使的眷顧才去寫論文,而是為瞭脆弱的人類同胞們??”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小佈拉格曾說,“除非一篇論文有直接的影響,否則他們對科學的進展幾乎隻是無足輕重,還不如不寫。”

“零被引”論文在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所研究員徐堅的眼中,就是小佈拉格所言“不如不寫”的論文。他曾多次撰文表達這個觀點。“雖然不能簡單地說,零被引的論文一定就是垃圾論文,但其學術價值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盡管受到一定的輿論支持,但這種觀點卻在學界引發瞭論戰。有學者反駁:“一篇高引用率的文章固然是好文章,但說零被引就是垃圾文章也太偏激、太輕率。”

徐堅的回答綿裡藏針:“究竟吃瞭幾碗涼粉,隻有自己知道。”對於“零被引”論文未必無價值,可能觸發靈感的說法,他反擊說:“有沒有價值,問問自己,隻是不要為瞭功利目的去騙自己。”

在浩瀚的中國SCI論文中,有多少論文“零被引”?付曉霞的統計結果是:2000年到2009年,24.2%的中國SCI論文“零被引”,共180675篇。這意味著近四分之一的論文沒有同行問津。

影響因子是國際通用的期刊評價指標,影響因子越大,期刊學術影響力也越大。統計顯示,超過八成,即82.58%的中國“零被引”SCI論文都聚集在低影響因子期刊上,達到149208篇。

潘雲濤說:“從國際論文總體上看,在發表後3年、5年和10年間,零被引的論文比例分別是40.3%、30.9%、23.9%。以我國計算機領域國際論文為樣本進行的研究顯示,在論文發表後3年、5年和10年的時間裡,零被引率分別是44.3%、33.5%和29.1%。”

由於SCI本身的限制,付曉霞隻能查詢2000年到2006年國際“零被引”的情況。兩種主要的文獻類型—— 論著類和綜述類,中國的“零被引”率均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這6年間,國際論著類論文的零被引率徘徊於11%、12%之間,而中國由12%上升到16%。另一種主要文獻綜述類,國際是4.44%至5.28%,中國為6.92%至12.64%。

2000年到2009年的9年間,中國“零被引”的SCI論文平均增速也相當快,以25.41%力壓17.19%的中國SCI論文平均增速。

考慮到論文發表後3至5年更能反映實情,付曉霞與同事在2011年專門統計瞭2000年至2007年的情況,“零被引”增速仍以20.67%壓過論文17.87%的平均增速。

“保護環境,從我做起,停止生產零被引論文。”徐堅是堅決的“零被引”反對者,在博客上表示與“零被引”論文割席斷交。

2011年5月6日,他在網上曬出自己零被引的論文:2001—2008年,他的研究組共發表論文55篇,有6篇零被引,占總數的11%。

日媒《日經產業新聞》是首個挖掘出2006年中國科學論文數悄然躍居世界第二的媒體。2008年9月29日,這傢媒體對比各國引用頻率最高的重要論文數:2007年美國的重要論文占到全世界的40%,英、德分別超過10%,日本為7%,中國約6%,中國似乎還不是論文強國。

另一數據來自世界著名的物理學頂級學術期刊《物理評論快報》。該期刊統計過各國投稿的錄用率—— 平均在35%左右。歐洲最高,德國、荷蘭的錄用率達到瞭60%,美國在50%左右,日本在30%左右,印度在18%左右,而中國最低,不足10%。

SCI成為衡量學術水平考核尺度

“零被引率可視為衡量論文質量和團隊學術水平的晴雨表。”邱均平說。另外,非“零被引”SCI文章中,也存在“假引用”現象。

“自己引自己的,有關無關的都引;或者小團體說好瞭相互引用,不同實驗室的導師相互投贊成票。其實,是否做過手腳,如果想瞭解,對於做數據庫的人來說,一目瞭然。”付曉霞說。

付曉霞表示,會根據搜索情況確定後續研究方向。她說,並不排除專門統計院士、長江學者的論文數據以及著名高校的SCI論文情況。

當然,“零被引”也有一定客觀原因。比如中文期刊上的論文,國際同行看不到或看不懂,如果國內同行認為沒有引用必要,自然會產生“零被引”。

付曉霞認為,學術論文未發在更合適的期刊上也是影響因素。“發表論文主要是同行交流,促進科研進步。一篇病毒學論文發在病毒學雜志最好,但這種雜志可能影響因子不會超過10,若發在其他醫學雜志上,影響因子更高,但同行看到的幾率就低很多”。

“更主要的原因可能還是片面的SCI考核壓力。”付曉霞認為。

上世紀80年代末,南京大學首次將SCI引入考核體系,使其SCI論文數量連年居全國第一,此後高校及研究機構競相模仿。目前,SCI已成為衡量各高校、科研機構和研究人員學術水平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

“零被引論文在國內仍享受著SCI的一切榮光。因為大部分考核隻看是否發表在SCI期刊上,SCI期刊影響因子是幾,論文本身真正的影響力似乎並不重要。科研人員晉升職稱,博士畢業,評獎,申報基金,單位年終總結和獎勵,都與SCI直接掛鉤,這催生瞭很多‘零被引’文章。”付曉霞說。

邱均平則擔憂,這種情況已經開始影響學生群體—— 為應對畢業,濫發SCI。

令人疲憊的炮轟

針對“唯SCI”論,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副所長武夷山曾說,“把科技界存在的浮躁、弄虛作假等問題歸罪於SCI這個工具,顯然有失公允。”

“SCI之父”加菲爾德博士三次到過中國。2009年9月他在大連談起學術評價標準:“由於科研管理者的懶惰,希望一個數字解決所有的評價問題,評估人也好,評估期刊也好,有很多不同指標,若隻要求一個字‘快’,拿一把尺子衡量很多人,這樣是不對的,我們要有綜合的評估指標。”

加菲爾德研究過獲得諾貝爾獎及諾貝爾獎提名科學傢的論文。他發現這些“諾貝爾水準”的科學傢論文數為普通學者的5至6倍,但被引率卻是普通學者的30至50倍。所以付曉霞認為,單篇論文被引率是同行關註的一個縮影,應納入考核。

“政策導向往哪邊倒,是個挺復雜的事,不能一刀切。”付曉霞說。

比如,“零被引”就存在小眾例子—— 好文章因為其創新性而曲高和寡,發表後無人問津,待幾十年後才被挖掘出來。

1865年,奧地利遺傳學傢孟德爾發表論文《植物雜交試驗》。直到1900年,即他去世16年後才引起關註,此文開辟瞭遺傳學研究。

香港的學術評價方法給付曉霞留下深刻印象:“跟英國評價很相似,影響因子也重要,但隻是其一,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全球同行評議,不僅看幾分,還要考慮研究成果對專業發展的影響,是否專業前沿,發佈期刊的平臺是否合適等等。”

目前,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正在研究新的論文評價標準,北大、清華等少數高校也已從探索淡化對SCI論文數量的考核開始。不過,更普遍的是,學者和少數高校處於呼籲和表態階段。

2011年初,付曉霞發出第二篇研究報告時,中國期刊協會副會長遊蘇寧點評道:“希望本文的數據能引起相關部門的註意和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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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捂盤惜售”致土地流拍雲南城投受災


















政府“捂盤惜售”致土地流拍雲南城投受災






財新《新世紀》記者 朱以師

截至2011年9月6日收盤,雲南城投(600239.SH)股價又創下瞭一年的新低,收盤價8.57元,一年跌幅35.26%。這隻兩年前被分析師熱捧為“百億盈利”概念的股票,現在宛如踏入虛幻的空中樓閣。

滇池邊上的優質土地竟出現瞭高達90%的流拍率。張存立/CFP

雲南城投置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雲南城投)在昆明遇到瞭難題。之前被市場寄予厚望的滇池環湖東路土地一級開發項目,在歷經三年的等待之後,首批土地終於在今年6月底進入“招拍掛”出讓環節,結果卻遭遇大比例流拍。這非但使其“百億盈利”化為幻影,此前投入的62億元成本能否順利收回都成懸念。

更嚴峻的是地方政策在變化。去年7月,昆明市政府開始強力控制土地一級開發,將全市范圍內的土地一級開發整理項目交由市屬投資公司全面負責。這讓省級開發平臺雲南城投陷入尷尬。同時,根據新政策,昆明市劃定的土地一級開發整理項目統一按照總投資額的16%給予回報,這與三年前雲南城投和昆明市政府簽訂的土地出讓凈收益五五分成的分配比例相去甚遠,是導致雲南城投目前困境的核心矛盾所在。

“資金滾動不起來,現金流壓力很大。”9月6日,一位雲南城投內部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囿於資金瓶頸,雲南城投對滇池環湖東路土地一級的開發陷入停頓,“已經不再進行土地的拆遷、整理和收儲”。

土地流拍致使一級開發投資難以回收,數筆銀行貸款臨近還款期限,信托、公司債融資計劃均告失敗,雲南城投的資金鏈遭受重壓。據2011年半年報顯示,雲南城投總負債高達96億元,其中流動負債占51.4億元。

環湖東路土地一級開發項目陷入停頓之後,後續各期是否由雲南城投進一步開發還存在不確定性。上述雲南城投內部人士表示,雲南城投希望能夠嚴格履行合同,但最終結果,還得看昆明市政府的態度和決定。

現在,在房地產一二級開發市場上,各級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與利益爭奪更甚於前。雲南城投滇池項目的困境,無非是各級政府利益分割矛盾沖突的縮影,其公司自身對政策性業務來源的單一依賴,也決定瞭其抵抗政府違約風險能力之薄弱。

非典型流拍

2011年6月底,雲南城投一級開發的環湖東路部分土地終於進入出讓階段,分三個批次推出瞭25幅土地,凈用地面積1623畝,拍賣底價合計超過66億元。這些地塊位於滇池北岸、環湖東路以西的三個半島區域,介於昆明主城和呈貢新城之間,緊鄰滇池,且規劃有兩條輕軌,發展潛力為昆明業界所看好。

出人意料的是,在7月的三場拍賣會上,除瞭有4幅地塊共160畝以底價成交之外,其餘21幅地塊約1460畝均告流拍,成交額隻有6.7億元。滇池邊上的優質土地竟然出現瞭高達90%的流拍率。

昆明當地一傢開發商內部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分析稱,除瞭市場不景氣的大環境因素,流拍的主要原因是昆明市政府的政策問題。“原來規劃住宅開發的區域全部改成瞭商業金融用地,但是半島區域人氣不足、配套不全、地理位置偏遠,所以進行商業地產開發的風險就比較大,而且回報周期更長。”該人士透露,一些原來有意的開發商在規劃改變之後選擇瞭退出。

據瞭解,環湖東路三個半島區域原規劃是湖濱生態城,以開發低密度住宅、旅遊度假設施為主,2009年6月公示瞭規劃。但今年上半年昆明市政府將規劃全部改成商業零售、辦公用地等。

此外,拍賣底價明顯高於市場預期,也是導致土地流拍的原因之一。2009年,該區域周邊土地成交價格約150萬元/畝。市場對此次掛牌出讓底價的預期大概在300萬元/畝,成交價預期在300萬元/畝-380萬元/畝。但是昆明市政府定出的平均底價超出瞭400萬元/畝,最高達483萬元/畝。“底價明顯偏高。”上述開發商人士認為。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昆明市政府2010年4月施行的《昆明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拍賣出讓管理暫行辦法》規定,一幅地塊的報名競買單位少於七傢就不能參與拍賣出讓。而按照慣例,一般競買單位數量的底限是三傢。昆明市土地礦產交易中心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證實,在這次推出的25幅地塊中,有些地塊就是因競買單位少於七傢而流拍。

至於此次流拍的土地何時會再度出讓,以及是否會對規劃、底價等方面進行調整,昆明市國土局相關工作人員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目前還沒有明確消息,要等上級通知。”雲南城投則不予置評,僅表示“就土地流拍一事,公司正與昆明市政府等相關部門磋商”。

一位券商分析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推測稱,此次滇池土地大面積的流拍,可能是昆明市政府過於樂觀,以為“皇帝的女兒不愁嫁”,所以改規劃、定底價,都沒有進行充分的市場調研;或者,也可能是昆明市政府對現時出讓這一區域的土地還沒有足夠誠意,從而導致“技術性”流拍。

土地出讓卡殼

雲南城投2007年借殼上市,大股東雲南省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是省國資委旗下土地整理儲備和城市建設的最重要的投融資平臺。雲南城投的主要業務即土地一級開發。

2008年5月,雲南城投與昆明市土地礦產儲備辦公室簽訂《環湖東路沿線土地一級開發委托合同》,對環湖東路沿線4.18萬畝的土地進行一級開發。委托期限自2008年5月30日至2013年5月30日。依據合同,土地一級開發所需資金全部由雲南城投籌措和墊付。作為回報,雲南城投將與昆明市政府對相關土地出讓凈收益實行五五分成;若收益不足全部土地一級開發總成本的5%,則可獲得市政府支付的5%保底收益。

2008年5月12日,雲南城投即以此項目一期作為核心資產,向資本市場增發1.32億股,融資20億元。增發方案於次年4月完成。按照項目規劃,環湖東路土地整體的一級開發期限為5年,計劃自2008年5月30日逐步推向市場,其中第一期為4630畝,開發期限從2008年10月至2009年7月;第二期9709畝,開發期限自2009年7月至2011年2月;第三期11453畝,開發期限為2011年2月至2011年7月;第四期12013畝,開發期限是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

雲南城投最初的設想是,先對拆遷量較小的土地進行整理、出讓,形成滾動開發,以較小資金量撬動這個龐大項目。合同中約定,對於已經出讓的地塊及完成整理的不可出讓地塊,在可出讓土地出讓收入繳庫後,昆明市土地礦產儲備管理辦公室負責協調昆明市財政局於15個工作日內完成上述地塊的全部成本費用及相應5%收益的預撥付款。雲南城投原本以為一期項目第一階段2027畝土地開發完成後收到的相應款項,應足以投入開發第二階段的土地。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完成整理土地的收儲與出讓進度完全不能達到承諾和預期,雲南城投資金周轉卡殼。2010年8月31日,雲南城投與昆明市土地儲備中心公司簽署瞭《環湖東路土地一級開發政府儲備用地一期土地移交書》,正式確認瞭對三個半島范圍內約4793畝的土地收儲工作,但這些土地遲遲未能推出。這使得雲南城投隻能將一期項目投資額計入“其他流動資產”。據2011年中報顯示,公司總資產134.9億元,而環湖東路項目累計完成的投資額已超過62億元,占其總資產的半壁江山。

在此期間,雲南城投的股價也經歷瞭翻天覆地的變化。2009年增發後,在“百億盈利”的概念炒作之下,雲南城投一度在2009年底站上34.2元的高點。彼時,國信證券的一份報告預計,一級合同完全履行將給雲南城投帶來112億元凈利潤,五年內逐步實現。

由於土地尚未出讓,雲南城投隻能獲得市政府承諾的5%保底收益。至2011年6月底,雲南城投累計確認保底收益約3.06億元,凈利潤約2.17億元。“其實也就是為瞭報表好看。土地不出讓,別說收益,就連收回本金都遙遙無期。”一位長期關註雲南城投的分析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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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呼吸機”背後:“四重保障”難遏因病致貧

“山寨呼吸機”背後:“四重保障”難遏因病致貧


[導讀]一對“至慈雙親”,一臺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土制”呼吸機維系著付學朋在病榻上躺過整整5年。基本醫保、大病保險、民政救助、慈善救濟,四道防線為何難阻傅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

一對“至慈雙親”,兩雙粗糙的大手,一臺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土制”呼吸機就是靠這些,維系著因車禍全身癱瘓、無法自主呼吸的付學朋,在病榻上躺過整整5年。

基本醫保、大病保險、民政救助、慈善救濟,四道防線為何難阻傅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偶爾會感嘆造化弄人、命運不公,但付敏足、王蘭芹夫婦,兩位生活在群山深處的善良農民,卻從未敢深究過問題的根源。

“一步離開,就可能成為與兒子的永別”

這是一個怎樣的傢?破敗的小院、單薄的四壁、進門就有個坑,三間木結構的小屋經歷瞭40年的風吹雨打。一臺小電機在旁邊“哐啷”作響,付學朋癱臥在病榻上,寸步未移,整整5年。

這是一雙怎樣的手?長滿老繭,粗糙龜裂,大拇指不能打彎,虎口永遠無法閉合。

這是一份怎樣的堅持?一分鐘18下,一個小時1080下,一天25920下。寂靜山村中,寒冷的星光裡,他們用力按壓著手中的呼吸球,不眠不休,為子續命。

今年67歲的付敏足37歲得子,對付學朋疼愛有加。可2006年,年僅23歲的兒子遭遇一場嚴重車禍。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造成付學朋呼吸中樞神經和運動神經受損,頸部以下部位幾乎完全癱瘓,呼吸隻能靠插在喉部的外接塑料管輔助進行。

在訪遍臺州和上海的醫生專傢無果、花掉110萬元醫療費之後,無奈的付敏足、王蘭芹夫婦將孩子搬出住瞭整整兩年的醫院重癥監護室,回到簡陋的傢中。

呼吸機是無法自主呼吸的兒子活下去的依賴。可傢裡哪裡還拿得出10萬元?傢徒四壁、債臺高築的夫婦倆愁白瞭頭。好心的醫生告訴他倆一個“土方”:用簡易呼吸球為付學朋手動供氧,每分鐘捏18下,24小時不能間斷。

為瞭兒子的病,夫妻倆守在床前寸步不離。“因為一步離開都可能成為與兒子的永別。”王蘭芹說。有時他們深夜太困瞭,雙手不自覺地慢瞭下來,兒子便憋得嘴唇烏青,用“嘚嘚”的聲音提醒他們。那無數個日日夜夜,付學朋的生命就握在父母至親的手裡。呼吸球,成瞭生命的接力棒。

這樣的接力,一直持續瞭7個月。2009年,做模具的女婿受到電視節目啟發,用一個木制模具架、一臺小電機、一個呼吸球,再加一根小皮帶,花幾百元錢自制瞭一套“山寨呼吸機”。有瞭這個,夫妻倆不用再日夜守在孩子身邊。而付敏足也能偶爾出去背背毛竹、打打零工。

但使用這樣的“山寨呼吸機”,對於傅傢也是一種奢侈。電機運轉是要花錢的,舍不得每月200多元的電費,大部分時候,夫妻倆還是會關瞭電機,改換手捏。這樣的呼吸球,夫妻倆按壞瞭五六個。長時間機械重復,王蘭芹“大拇指不能打彎,雙手常常不自覺地疼痛”,而付敏足的手,更是變形得讓人目不忍視。

“還沒好好享受生活呢,就遭這麼大的罪。”說到這裡,王蘭芹悄悄抹眼淚,“這孩子,連女朋友都沒交過呢!”

“這輩子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報答父母。”伴著呼吸的“哧哧”聲,付學朋吃力地說,他也曾想到過死,自己解脫,父母也不用這麼辛苦,但母親的眼淚挽留瞭他。再難,也有他們在身邊。

“總不能讓人傢捐贈一輩子吧”

曾經,這是一個殷實的農村小傢庭。父母身強體健,在附近農村打打零工;付學朋跟著師傅學木工,一個月收入五六千元。可如今,貧困成為付敏足、王蘭芹夫婦最難邁過的一道坎。“經常1萬元錢放進去,兩三天就沒瞭。”付敏足回憶在醫院治療的兩年,就像噩夢一般。

傢裡為省錢常年見不到葷腥。“我們問孩子想吃什麼,他從來都說隨便,但他喜歡吃什麼我最清楚。”王蘭芹說,為瞭給兒子補充營養,他們偶爾會去買一次魚肉,可做好瞭,從來舍不得吃一口。每到過年,總是這對夫妻最難受的時候。“問親戚借瞭60多萬元給學朋治病,到現在一分錢也沒還上。每到‘年關’,總要到人傢裡去一趟。錢還不上,這點禮節起碼要有。”付敏足說,這些親戚朋友即使傢裡再難,從來沒問他要過債,有時還提著吃的來看他們。隻有這樣的時候,他們傢的鍋裡才有點葷腥。

“至慈雙親”的感人舉動,引發網友們熱切關註。“愛,托起瞭生命的希望。”在新華社“中國網事”客戶端的微博上,大批網友轉發並發表感言。一些網絡大V帶頭轉發,在感嘆父母之愛偉大的同時,一場愛心接力也在不間斷地進行。著名微博博主“薛蠻子”在微博中率先表態“人人幫人人,人人有人幫”,主動捐出1萬元,並號召粉絲為付學朋捐款10萬元。一些網友也通過關註和轉發,敦促更多“力所能及的朋友們來幫幫他們吧”。短短幾天,網友通過微博、論壇發起的捐助行動,捐款總額已超10萬元。還有不少人直接找到瞭他們傢裡,送錢送物。

要找到付敏足、王蘭芹夫婦的傢很難,大山深處、蜿蜒山路的盡頭;進村後要找他們的傢又很容易,上鄭鄉幹坑村8號,村裡最窮、房子最破的那戶。

山路阻隔擋不住熱心腸的人。臺州市第一人民醫院五官科和呼吸科的醫生,抬著多功能病床順著山路找到瞭他們的傢。“讓學朋睡得舒服些。”副院長王東升說,這是全院職工的一片心意。一傢醫療器械公司表態免費贈送一臺呼吸機;上海胸科醫院76歲老專傢專程趕來為學朋作檢查;而黃巖團區委和上鄭鄉政府機關的幹部也帶著棉被、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用品和慰問金,前來慰問。

“收到的現金捐款都超過7萬元啦!”付敏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高興的同時,擔憂也來瞭:現在收到的錢還債都不夠,如果醫生說動手術能夠好,面對巨額的醫療費用,他們是治還是不治呢?呼吸機有瞭,可用機器產生的電費,總不能讓區供電局的職工捐款資助一輩子吧……

“四重保障防線”為何擋不住因病致貧

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為基礎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以傢庭災難性醫療支出為主要保險對象的大病醫療保險,以民政部門負責審批的特殊人群醫療救助和低保補助,以及以紅十字會等為代表的社會慈善機構和組織在中國,從理論層面而言,這四重防線,可以基本確保一位得大病的患者及其傢庭不會陷入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絕境。可事實並非如此。

“從歷史發展看,新農合最早的表現形式是保大病、廣覆蓋、低水平。”浙江省衛生廳基層農村處處長沈堂彪說。浙江省是從2003年開始新農合試點的,最初的籌資水平僅47元。

就全國絕大多數地區看,與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相比,新農合的保障水平差距懸殊,藥物和器械的報銷類別也存在差距,城鄉二元鴻溝明顯。康復之傢浙江分公司經理蘇雲龍告訴記者,按目前的規定,絕大多數醫療器械的治療或購買都不在醫保范圍,呼吸機也不例外。

治療付學朋的這110萬元高昂費用,在官方的術語中,被稱為“城鄉居民傢庭災難性醫療支出”。根據國傢發展改革委、衛生部等六部委2012年聯合出臺的《關於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隻要參加任何一種醫保制度,其個人年度累計負擔的合規醫療費用超過當地統計部門公佈的上一年度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均可以通過大病保險制度給予補償給付。遺憾的是,這項制度在全國才剛剛推出,在浙江,僅湖州、紹興兩地開始試點。

保障體制不夠健全,保障水平同樣也不高。“中國網事”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社會各界對付敏足夫婦的救助,早在數年前就已經開始。付學朋出事以後,當地給予瞭相應的醫療救助和托安養補助,並於2007年12月將其一傢列入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戶。2007年以來的5年時間裡,付敏足一傢接受當地政府各類醫療救助、低保金、托安養補助、慈善救助和慰問金約8萬元。

上鄭鄉副鄉長朱華清說,按照目前的救助體系,付學朋傢已經享受到最高標準瞭。可5年全傢的保障和補貼救濟總額,還不及付學朋當年治療費用的10%,根本無法改變付傢的生存狀況。

付敏足說,新農合報銷比例有限,為省下每一分錢,傢裡隻買消炎藥、解毒片等便宜藥給兒子吃;每天脖子上本該由專業醫護人員更換的紗佈,也是他們自己買紗佈碘酒更換的。

臥床7年後,付學朋的命運在2013年的開頭出現瞭轉機。借助於網絡的力量,“‘至慈雙親’為子續命”的故事仍在以幾何級的速度傳播。帶著眾人的愛心和熱心腸,這場捐錢捐物的愛心接力仍在繼續,也為付敏足夫婦堅持下去提供瞭新的動力和勇氣。

“我們一傢人最大的希望,就是孩子能活著,病能治好。”雖然一次次有專傢告訴他們無能為力,但王蘭芹從不認為兒子一輩子隻能這樣。大傢的關心讓她看到瞭希望,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哪怕一丁點希望,我們也不放棄。”

“希望更多的人能夠在體制的范圍內得到應有的救助!”正在杭州參加浙江省“兩會”的農民代表汪恩鋒說,而不再單純地沿著“因病致貧、媒體關註、各級重視、問題好轉”的偶然性路徑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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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後這一年日本回歸傳統精神之路


















大地震後這一年日本回歸傳統精神之路






經歷瞭地震、海嘯和核危機的三重災難,對於日本來說,善後註定是一場艱難的持久戰。

在日本地震一周年之際,南都周刊記者再訪日本,深入探訪福島、東京等地,記錄這場災難對日本、日本人留下的印痕,以及艱難的重建。

一年來,災難給日本人一個重新審視自己傳統精神的機會,也讓他們開始重新思考生活與生命的意義。

他們在從西方至上的效率合理主義、奉行自由的個人主義,開始向傳統文化精神、重視親情友情回歸。

一年後,原地等待

記者_張雄 日本福島、巖手、宮城報道 實習生_林羽豐

“福島的輻射值是安全范圍內的,福島是安全的。”在北京國貿展廳的“活力日本展”,在豬苗代湖畔的酒店,在福島商界、學界對外國考察團的致辭裡,福島人抓住一切機會強調這點。作為論據的是各種版本的全球大城市與福島對比的輻射值地圖,毫無疑問,數據竭力讓這個籠罩在核輻射陰霾下的特殊地區顯得正常,甚至比紐約倫敦北京更加安全。

2月26日晚,上海理工大學學生赴日本大地震災區訪問團抵達福島。這是自2011年“3·11”地震後,福島迎接的第一批大規模訪問團體。在歡迎儀式上,酒店董事長以一種嚴肅到緊張的神態認真聆聽客人的發言,盡管那充滿中國式客氣的講話裡並無太多實質內容。

日本人極其重視外人的評價。在公開場合,他們會說“你們到福島來,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但私下裡,他們仍會留意客人觸碰福島的每一個細節。訪問者一句簡單的“加油福島”,也會激起主人良久而用力的掌聲。

“福島完瞭。”為大地震災民服務已一年的中國志願者劉沈(化名)這樣說道。恐怕這是福島人最不願聽到的話。劉沈毫不掩飾對福島前景的悲觀。縱使自去年3月11日以來,日本政府每天公佈輻射數據,以及通過各種渠道不遺餘力挽救福島的聲譽,但直到現在,即便在日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外地人仍然表示會避免購買產自福島的食品。“坐火車經過那裡時,心裡也會咯噔一下。”日本東北大學副教授上野稔弘說。

在福島縣會津大學的校園裡,來自臺灣的留學生俞成(化名)表示:“3·11大地震後,對於全世界來說,日本是危險的,而對於日本來說,福島就是危險的所在。”在這一年裡,他很少見到來福島旅遊的外地人。

回不去的傢園

積雪之下的福島,像是在經歷一場曠日持久的冬眠。清晨,路面行人稀少,幾個早起滑雪的少年誇張地張開雙臂,朝迎面的車輛打著招呼。

上海理工大學學生訪問團的目的地,是郡山市富田町若宮前應急臨時住宅,這裡距離福島核電站約80公裡。從去年6月開始,3000個60歲以上的福島老人住在這裡。“3·11大地震”前,他們都是福島核電站附近的居民,地震發生的第二天,他們就搬瞭出來。住到這裡之前,他們已經根據政府的指令換瞭三個地方,每次都離核電站更遠一點。此前的安置點更為簡易,他們睡通鋪,水泥地上鋪上紙箱,過道裡也住滿瞭人。

屋頂消融的雪水順著屋簷噼啪作響,與工人們給安置房加固防風木板的叮當聲相互呼應。從外觀上看,這些安置房與中國汶川地震後的板房並無太大區別,隻是更整潔、更舒適。訪客們的腳步聲驚動瞭關在門口籠子裡的寵物狗,他們縮在墻角,發出低沉的嗚咽。一所幼兒園前的檢測儀器顯示,這裡的輻射值為0.153微西弗/小時。

82歲的角一寶和女兒住在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安置房裡,齊備的傢電和衣物,讓狹小的空間顯得更為局促。震前他是一名退休觀光車駕駛員,住在離核電站不到十公裡的雙葉郡富岡町。現在,為瞭防止輻射物質進入室內,他們原來的房子被塑料佈包裹瞭起來。離開時,角一寶幾乎什麼也沒帶,現在安置房裡的傢電,都是紅十字會捐贈的。

安置房的時光,大約是老人們後半生中最困難的時期,沒人知道還要在這裡等多久。人們的預期先是一個月,後來變成半年,現在已經快滿一年瞭。角一寶的感覺是,核電站的共同話題,倒是讓原本並無多少聯系的人們的感情更親密瞭一些,鄰裡們談論最多的便是何時能回傢。

山區的寒冷冬天讓這些平常生活在太平洋邊上的居民頗感不適,但他們已經挺瞭過來。當被問及還要準備在這裡待多久時,角一寶說:“可能是十年,也可能一直等下去。政府一點通知都沒有,也沒有時間表。”問及對政府是否失望,答也沒有,因為對政府就沒抱多少希望。“我們這個年紀,現在隻有一個願望,就是能回傢。這也是生活下去的勇氣。”當地災民自治會會長西山俊一表示。

訪問團團長、上海理工大學黨委副書記李江對日本災民安置持認可態度,但對於重建前景並不樂觀。“這些人是搬不回去瞭。”他說,“三十年過去瞭,切爾諾貝利附近現在還是不能住人。異地安置在日本不大可能,因為土地是私有的;中國雖然麻煩,但還容易解決,因為土地國有。”

在福島縣政府安排訪問團參觀一傢食品廠時,觀光廳官員正講話時來瞭次三級小地震。看到臺下聽眾的新鮮勁兒,講話人多少有些得意。

福島食品工業會長以一場漫長的講話試圖說服聽眾。他稱,謠言是繼地震、海嘯和核輻射之後的第四大災難。從去年6月開始,福島縣出面委托其他縣的檢測機構對縣內的加工食品免費檢測,以幫助企業解決巨額的檢測費用。“謠言對我們的打擊比地震還大,我們從心裡希望有人這樣做:回去告訴你的親人和朋友,這裡是安全的。”

顯然,苦口婆心的說教效果有限。返程路上,訪問團成員抱怨:“你想讓大傢相信你的食品是安全的,為什麼不開放生產加工的環節讓大傢參觀呢?”在食品廠門外的雪地上,訪問團自帶的儀器測出雪地上的輻射值為1.65微西弗/小時,這個數值已經超出瞭正常水平,也高於福島政府公佈的空氣輻射值。

訪問團的學生被要求“對這些數據要有自己的判斷”。在總結會上,關於福島竭力澄清安全的話題被引入經濟學討論。李江說:“為什麼如此強調核輻射?因為日本是個外向型經濟體,產品要外銷,核輻射是致命的,企業拖不起。拖個一年半載東西賣不出去,企業會破產。當前的形勢是非常嚴峻的,這是他們為什麼急於消除這個觀念,讓你覺得安全的原因。”

核輻射讓福島人感到憤怒和沮喪,但在“3·11大地震”後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核電浪潮中,首當其沖的日本人卻表現低調,他們在過去的生活軌道上繼續運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萍認為,除卻“3·11大地震”後百廢待興、去核化工作排不上日程等原因外,在法治國傢日本,一個頒佈的法律會得到無條件的遵守,隻要沒有被廢除,人們就會服從它,這一點在日本具有高度共識。“從民眾提出反對意見到最終修改,都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討論以及各種活動,才能取得結果,絕非領導人一兩句話就可以改變的。”

廢墟上的加工廠

從福島一路向北約200公裡,就是遭受“3·11”海嘯襲擊嚴重的氣仙沼。從去年12月1日起,日本東北地區高速公路已免費開放。一路上不時會出現“震災修復工事實施中”的標語,因地震而導致的凹凸不平的路面,至今仍沒有完全修復。

在日本,東北地區人口稀少,經濟以農業、畜牧業和漁業為主。東北與東京所在的關東地區曾有過宿怨。1868年戊辰戰爭中,政府軍以少勝多,東北地區會津藩戰死的3000人不允許被安葬,任其腐爛。會津人被稱為“會賊”,居住地則被稱為“白河以北一山百文”(意即一文不值的落後之地)。為災區服務的志願者劉沈認為,至今仍能感受到雙方的對立情緒。民間的說法是,關東人看不起東北人,認為他們貧窮、淳樸、容易受騙,而東北人則認為關東人陰險狡詐。

但相較於東京的繁華,遭受震災影響嚴重的東北地區保留瞭更多的傳統。在巖手縣古城一關,街道安靜得像星期天的校園。商店櫥窗裡擺滿瞭日本各時期的人偶造型,人們正忙於準備一年一度的3月3日女兒節。劉沈開玩笑說:“這裡平時根本沒外國人來,你們別嚇著那些老頭老太。”

似乎走出福島,核輻射的陰霾就是另一個世界的事。一關人對來自異國的訪客充滿驚異和好奇。除瞭街頭一些來自震區民眾手工業品的義賣外,這裡幾乎看不到“3·11”的痕跡,盡管這裡距離福島僅有100多公裡。

一關以東50公裡的宮城縣氣仙沼市,是遭受海嘯破壞最嚴重的城市,這裡在“3·11”期間經歷瞭強震、水淹、火劫多重劫難,但民眾的精神面貌卻比福島要好。在一處靠近臨時安置房的飯館街,氣仙沼人小松和東京人品川,這對生意上的夥伴正在街上最有名的一傢飯館裡開懷暢飲。

身為一傢水產企業負責人的小松,不久前剛剛從安置點搬回老房子裡。在海嘯中,他的二層小樓被水泡壞。經過加固修繕,現在已經可以住人。他覺得,比起那些還住在安置點的人,自己是“幸運的”。現在正值日本大學的春假,但他不好意思讓在東京上學的兒子回傢。“傢裡這個樣子怕他看到難受。”小松說。

在海嘯中,小松所在公司被沖走瞭3000噸魚,這是一筆不小的損失。氣仙沼海邊原來有100多個冷凍工廠,現在隻剩下四五個。原先從事水產業的八萬人現在大部分失去瞭工作,靠著國傢的失業保險過活。少數人去外地開公司,但小松不願離開這裡。“幸好我們公司沒倒閉,還可以慢慢恢復。”他說。

2011年6月,品川震後第一次來到氣仙沼,當時這裡“什麼都沒有瞭”。“當地人都不知道怎麼辦好,到處是低落彷徨的情緒,大傢沒有主見。”品川覺得,現在跟那時候比,氣仙沼人精神多瞭,酒吧也開業瞭,每個人又都有瞭自己的想法和計劃。他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對我說:“你看我們都是一邊笑一邊說話。”

品川的妻子是中國蘇州人,所以他也會說一些中文。問他日本還能不能回到震前的模樣,他說:“你看二戰我們戰敗瞭,但還是很快就成瞭發達國傢,相信這次也會很快恢復元氣。”他也承認,在精神上,那些失去傢園的人“還是不能接受現實”。

談到“3·11”對其影響。他說,現在覺得和傢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最幸福的。“過去也愛我老婆,但從來沒說過,現在可以當面說出來。”地震時,在一個三層樓的樓頂,他跟同事一起呆瞭三天,和一群中國研修生避難,跟傢人失去聯系。三天後才被救,見到在醫院工作的愛人,一把將其抱在懷裡。

在氣仙沼市弁天町,原先的一片魚市場,在一年後仍是廢墟,一隻好奇心過剩的烏鴉對著轟隆作業的吊車大聲嚷叫,似乎在告誡什麼。各種動物屍體混合而成的災難氣味,在雪後的陽光裡飄灑。仰天長籲的汽車殘骸、鋼筋、煤氣罐和電線突兀地鉆出地面,像一個嶄新的春天把它們從海嘯過後的淤泥中喚醒一般。

所有的垃圾都要被仔細分類,木頭的歸木頭,金屬的歸金屬。那些在海嘯中猝然陣亡的汽車被噴漆編號,它們將被一一登記造冊。

氣仙沼人不吃近海的海鮮和本地的蘑菇,當然也不吃福島的。在這個全日本最大的捕鯊業中心,一批新鮮的鯊魚鰭晾曬在廢墟清理後的空地上,它們取自數萬隻鯊魚的身體。失去魚鰭的鯊魚已被拋入海中,等待它們的結局是血液流盡,沉屍海底。

困惑與內傷

劉沈在氣仙沼和陸前高田市為安置點內的災民服務,內容包括給災民做飯,陪他們聊天等等。他的感受是,日本人有積極向上一面,但大多數人是不知如何是好。“有時候說著說著,就會哭起來,他們會問:將來怎麼辦?兄弟姐妹都死瞭。”

除此之外,災民面臨的困惑還有很多。有人索性不找工作,拿著每月大約一萬元人民幣的失業補助賭博。

在劉沈接觸的災民裡,老人更願意跟他聊天,年輕人卻沉默許多。“有些人不茍言笑,隻想一個人在屋裡呆著,收集大量援助物資,這樣讓他覺得更有安全感。”

心理問題也是災區面臨的一大挑戰,電視上每天都會播出免費心理咨詢的電話,但很少有人主動尋求援助。災區自殺事件層出不窮,有志願者挨傢挨戶做調查時,一個男子拿刀沖出來沖他大吼:“要不你跟我一起死吧!”

在劉沈看來,日本東北部有夢想的年輕人都到東京等大城市工作去瞭,相比之下,中老年人顯得更積極向上,因為他們經歷過日本高速發展期的黃金階段。“年輕人成長在上世紀90年代之後,彼時日本已經在走下坡路瞭。他們沒有什麼夢想和野心,加上父母創造瞭很多財富,所以幹脆就啃老。”

仙臺以北的松島是日本三景之一。3月1日,在松島遊覽咨詢處,向導佐藤女士介紹,現在遊客大約是震前的十分之一。因為每位來咨詢的外國遊客都要登記,所以能通過記錄大致瞭解景區人氣。她翻開筆記本查詢後說,以前每天有三十個左右,現在最多隻有五六個,有時一個也沒有。現在松島的旅遊正慢慢恢復,有一些日本遊客,外國遊客還是極少,核輻射的影響還是沒有消除。

臺灣、香港的朋友常會問她:“現在去東北旅遊安全嗎?你們吃什麼東西?”佐藤說,臺灣人對輻射問題尤為敏感。“其實我們也不敢吃福島的食品,就算買一點蔬菜、蘑菇,也不敢給孩子和老人吃。”但另一方面,她也覺得福島人“太可憐”。雖然報紙每天公佈輻射值數據,但還是不能讓人放心。“你們要學習我們的教訓,不要用不瞭解的東西。”她指的是核電,“太危險瞭。”

有位東京男子來問佐藤,怎樣去野蒜。那是松島伸向太平洋的一個尖角,在海嘯中受災慘重。曾有一所被作為避難所的小學,突如其來的海嘯卷走瞭來這裡躲避地震的所有人。佐藤告訴他,已經沒有車去那裡瞭,但她自告奮勇說可以開車帶他去災區走一遭。因為佐藤的丈夫參與瞭野蒜地區的重建工作,所以她幾乎每周都要去那裡一趟。男子拿出DV一路拍攝,說要帶回東京“給孩子看看”。

旅遊業遭到打擊的遠不止東北地區,據日本商務旅行株式會社(JBT)中國地區負責人呂萍介紹,2010年該公司接待的中國赴日旅遊團隊和個人約6000人,在大地震和核輻射的影響下,2011年的數字變成瞭1000人。根據呂萍對自己公司的統計,震前去東北地區旅遊的中國人原本就不多,在震後“100%沒有”。

一年之後,地震、海嘯和核災對日本的打擊遠未結束,一系列新的、連環的內傷仍在醞釀著進入日本人的生活。東北大學上野教授說:“如果隻是個地震,或者海嘯,大傢的反應都不會這麼復雜,我們都是願意支持災區的。但是因為核輻射,我們都有很深的擔憂。我想支援你,但我們不敢買你的東西。”

他介紹稱,有段時間,東北地區的水果和海產品在東京售賣竟引起公憤,東京人的理由是:你們既然知道這些是受輻射影響地區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證,為什麼還要拿到我們這裡來賣?“大傢的心情都很復雜。”上野無奈地說道。

對上野而言,生活早已恢復瞭常態,隻是比原來更乏味瞭些:夏天不能去海邊遊泳瞭,海嘯摧毀瞭東北地區的海灘;電視裡曠日持久關於地震的苦情報道,以及媒體鋪天蓋地對“絆”(2011年日本年度漢字,象征震後人們的牽掛和聯系)字的宣傳,也叫人膩味……隻是,偶爾坐新幹線經過福島時,心裡還是會緊張一下。“我也擔心啊,但擔心無濟於事。人總是要死的。”

數字

50%

在日本大地震一周年之際,東京大學地震研究所科學傢警告,未來4年大東京區7級以上地震發生幾率為50%。若一場7.3級地震在周末晚發生,將可能造成約6400人死亡,16萬人受傷,約47.1萬棟房屋或將被毀且多毀於火災或地面液化。

2490萬噸

雖然日本大地震已經過去一年,但據日本環境省2011年發佈的信息,巖手縣、宮城縣、福島縣廢墟總量約2490萬噸,完成大面積清理廢墟預計需要3年時間。

15848人

截至2012年3月3日,“3·11大地震”已造成15848人死亡,3305人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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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走於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緬甸玉石之戰


















遊走於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緬甸玉石之戰






緬甸政府和克欽獨立軍之間的武裝鬥爭,裹挾著希望投機獲利的商人們。

克欽獨立軍“經濟戰場”的首要目標是:打擊與緬甸政府合作的帕敢玉商,保護擁護克欽獨立政府的玉商。

“玉石是緬甸政府的一個政治籌碼。”玉石運輸特權的予奪,一直是緬甸政府打壓、拉攏民族武裝的重要工具。

由於中國國內瘋狂炒作,翡翠價格以20%的速度連年飛漲。目前,多位中國玉商表示,翡翠價格正出現拐點。 (東方IC/圖)

2011年8月,正值雨季,一支緬軍小分隊在淤泥沒膝的小道上潛行,直奔克欽邦西部的帕敢玉場。

黑夜中,這支小分隊與駐守玉石場的克欽獨立軍二旅第六營(人稱“翡翠營”)遭遇。激烈戰鬥結束後,克欽獨立軍宣佈,政府軍落敗,4名政府軍士兵在突襲中喪生。

11月,緬甸政府軍出動重兵,攻打克欽獨立軍一個玉石稅點。後者以傷亡多人的代價,保住瞭稅點。

類似的戰鬥已經持續數月。

6月9日克欽獨立軍與緬甸政府軍開戰後,克欽邦多處有戰略意義的橋梁、道路被炸毀,雙方在玉石運輸線上用大炮互轟。

緬北通往雲南的玉石之路由此基本中斷。在以玉石聞名的中國邊城瑞麗,焦慮正悄無聲息地蔓延。

“現在賣的都是存貨,以後怎麼辦?”瑞麗玉器一條街,一位中國商人在攤位前憂心忡忡。對翡翠需求量不斷加大的中國市場,面臨著空前的斷貨危機。而在北京、上海、廣州,高端人士正給翡翠器物掛上奢侈品和昂貴珠寶的標簽。

“怪手”之下的爭奪戰

緬北的崇山峻嶺中,夕陽逐漸隱沒於山巔的厚雲層。

從雲南瑞麗進入緬甸木姐,往西北行400公裡,就是克欽邦的玉石場區。在這裡,烏尤河一帶響徹河谷的轟鳴,打破瞭亙古的寂靜——當地人稱“怪手”的大型挖掘機,在山上層層剝山而下,晝夜不息。刨出的石塊、泥土被“嘩啦”傾倒於斜坡,工人再從中翻撿玉石。全世界最優質的翡翠,就產於這片長一百公裡、寬數十公裡的狹窄區域。

在最著名的玉石場區帕敢,“山被挖得像月球表面。”到過帕敢的騰沖玉商馬羅剛說。少數礦洞仍由人工開采,洞內漆黑一片,怪石嶙峋,一旦垮塌即被活埋。

這裡是緬甸老牌民族地方武裝克欽獨立軍的活動區域。克欽獨立軍為克欽眾多民族武裝中的強硬派,控制區與雲南瑞麗、騰沖、盈江、隴川一線接壤。玉石是其購買武器、維持發展的主要經濟來源。

在場區通往中國的公路上,克欽獨立軍和緬甸政府軍呈交叉狀分佈,關卡犬牙交錯,有時各占一個山頭,彼此清晰可見。

景頗大地文化交流委員會主任敢莫稱,開戰後,每傢大公司須向克欽獨立軍緊急繳納合1600萬元人民幣的玉礦稅,不交即被驅趕,緬甸政府高官親屬的公司也不例外。據說,目前收到的稅款約合3億元人民幣。

但一位剛從帕敢返回的中國商人說,因戰爭勝負未定,為逃避克欽獨立軍稅收、不得罪緬甸政府,大部分礦主都已藏匿。這讓克欽獨立軍頗為不滿,將其“經濟戰場”的首要目標定為:打擊與緬甸政府合作的帕敢玉商,保護擁護克欽獨立政府的玉商。

針鋒相對的封鎖也在進行。緬甸政府禁止往包括克欽邦在內的19個邊境地區運送玉石。而克欽獨立軍宣佈,在帕敢地區,承認緬甸政府的公司和個人,其玉石毛料已被禁運。

緬甸政府和地方武裝之間的鬥爭,裹挾著那些希望投機獲利的商人們。

緬甸政府試圖切斷維系克欽獨立軍生存的玉石資源,戰鬥不可避免。 (資料圖片)

玉礦:風險和戰鬥

緬甸政府將玉石視為國寶,玉石銷售是其獲取外匯的主要渠道之一。奈溫政府1962年上臺後,推行國有化,與玉石相關業務均歸國傢專營。緬甸排華潮興起後,作為開采主力的華人被從玉石場趕走。

這一時期,克欽獨立軍成立,並逐漸控制大部分玉石產區。它將玉石視作克欽民族的財富,認為緬甸政府是掠奪者。

克欽人森東在帕敢生活過二十多年。1969年,克欽獨立軍派出一支15人小分隊,保護包括他在內的一批玉商重返帕敢,進行軍民合營的玉石開采。當時,荒廢數年的村寨已經成瞭森林。後來克欽獨立軍設玉石評估機構、稅務所,開放民間開采,華人回到玉場。因緬甸政府明文禁止私人開采,礦主還必須買通政府官員。

對玉石的搶奪從未停歇。帕敢常常白天由緬政府軍管轄,日落則是克欽獨立軍的天下。森東說,1970年代,從克欽獨立軍控制區挖出一塊巨大的玉石。緬甸政府軍出動大量裝甲車、坦克搶奪,開戰三天,奪走玉石。心有不甘的克欽獨立軍在玉石運回仰光的路上,用火箭筒擊碎瞭玉石。附近士兵、百姓蜂擁而上撿拾,不少人因此暴富。

還有一次,政府軍集中50輛汽車進帕敢拉玉石。下山路上,翡翠營策劃瞭一次成功伏擊,繳獲的玉石被幾十頭大象走山路運走一半,剩下的棄於路邊。

森東的弟弟曾將一個玉礦轉給朋友杜瓦白龍,一個月後,後者挖到瞭重達1噸的原石,與克欽獨立軍平分。但切開後,軍隊的一半質量平平,杜瓦白龍的一半則成色絕佳。為保護這半塊玉石,軍隊從幾十公裡外就開始嚴密佈防。“它被切成很多小塊,護送到清邁,賣瞭20億美元。”森東說。

發跡後,杜瓦白龍向克欽獨立軍提供資助,因此被緬甸政府通緝,流亡海外。1999年,他在清邁創辦瞭克欽民族組織(KNO)。該組織在今年年初與克欽獨立組織(克欽獨立軍的政治組織)合流。

原緬共知青王曦回憶,緬共和其他少數民族武裝也曾從事小規模玉石貿易。緬甸政府得到的玉石貨源一度隻有兩成。為杜絕偷采、控制經濟命脈,1990年,緬政府允許私人與國傢合營開采玉石。

緬共1989年垮臺後,緬共內部多支民族武裝與緬甸政府開始和談。同年,克欽獨立軍被緬甸政府大規模進攻,不得不在1994年與緬甸政府達成停戰協定。“雙方都不願意,但都沒有絕對優勢。”雲南省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熊麗英評價,這更像爭取時間的緩兵之計。

緬甸政府以“開采帕敢玉礦”作為停火條件之一,獲得同意。從此,公司隻需在政府註冊、取得開礦權便可開采。緬甸政府開始全面控制玉場。大量公司湧入,傳統的人工開采被大機械化開采替代。

一位在廣東的緬甸玉商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政府將玉石場區按面積劃分,“有關系、有實力的公司才能拿到地”。其中有克欽、佤邦、果敢、撣邦等民族武裝,緬甸政府高官親屬,甚至中國人的公司——緬甸政府禁止外國人采玉,中國人多掛靠民族武裝。

緬甸政府在玉石場設有玉石評估機構、國傢礦業部辦公室。一位帕敢華人玉商說,礦業部辦公室會對每塊毛料稱重、拍照、編號、封箱,出示批文,運輸。政府全權拍賣,在提取10%稅收後,由公司和政府對半分。

克欽獨立軍從停戰協議獲得瞭一些權益,但失去的更多:從此僅能控制少數偏遠玉場,從事小規模走私;或以遊擊形式出沒,向玉商收錢。簽署停戰協定的克欽獨立軍第三任領導早邁,終因“投降主義”被推翻。停戰協議為期10年,到期後未續簽。

2008年,緬甸政府出臺新憲法,強調維護國傢統一,反對地方武裝割據;第二年,政府啟動對少數民族武裝的新一輪整編。但克欽獨立軍拒絕交槍。雙方在2011年6月9日開戰。

武裝護送:從泰國轉向中國

解放前,雲南騰沖是全世界的玉石集散中心。很多騰沖人在玉石場區開采,再銷回雲南。1956年,中國全面封關,緬甸也閉關鎖國,中緬玉石交易斷絕,泰國清邁成瞭新的玉石中心。

為獲得財源,克欽獨立軍多次南下清邁販賣玉石。1974年6月,翡翠營搜集瞭一大批高品相玉石,送到克欽獨立軍總部,由五百士兵分四支小分隊護送至清邁。第三小分隊成員早立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玉石被解成30-50公斤的小塊,用一百匹馬馱運。

這是一次歷時半年的漫長冒險。沿伊洛瓦底江南行,經過撣邦、克雅等友好的少數民族武裝控制區,再繞過緬政府軍控制區,或在黑夜穿越必經之路。為躲避前方敵軍,常常就地等待一個星期。得到情報的敵軍沿途攔截,沖突不斷。一次,早立所在的玉石小分隊暴露瞭行蹤,凌晨兩點在叢林中遭遇伏擊,隊伍被打散。

那是一個難熬的夜晚,身邊不時有槍聲響起,微弱月光勾勒出樹木陰森森的輪廓。早立和7個士兵聚到一處,全部武器隻有一支沖鋒槍、一支半自動步槍,多人負傷。

天亮時,緬政府軍開始炮轟。一枚炮彈落下,大地震動,泥土飛濺,地面出現巨大的彈坑。所有人都沖進第一個彈坑臥倒——根據戰爭經驗,炮彈一般不會落在前一次的落點。接下來,他們以青蛙的姿態,跳躍於一個個彈坑之間。

這次突襲造成瞭重大損失:小分隊死亡4人,協助護送的克欽獨立軍駐撣邦第9營死亡5人。到清邁時,小分隊死去十多人,丟失瞭兩條彈夾袋中的15公斤金條。

當時清邁的玉石大賣傢包括坤沙部隊、羅星漢部隊、段希文部隊和克欽獨立軍。買主是泰國、香港商人和大陸國營公司。“大陸人還穿著中山裝,買得不多。”早立回憶。這批玉石讓克欽獨立軍大賺一筆,就地購買瞭包括M16、卡賓槍、肩扛式火箭炮在內的大批軍火,足以裝備1600人。這些從越南戰場流出的美式武器價格低廉。

這是克欽獨立軍最後一次動用部隊大規模運輸玉石。1975年,該組織領導人早丹三兄弟在泰緬邊境被殺。此後,克欽獨立軍對泰國隻有小型玉石押運,或從緬軍控制區走私,士兵有時踩上地雷,連人帶玉被炸飛。

三年後,中國改革開放,玉石需求緩慢恢復。1981年,克欽獨立軍總部遷到芭蕉寨。因距離中國很近,且無須經過緬甸政府軍地盤,第二任領袖佈郎森計劃開發中國翡翠市場。

1983年,三頭大象馱著裝有上等玉石的藤條筐,由七八名克欽獨立軍士兵驅趕,用一天一夜走到中緬邊境。買主包括北京市玉器廠、上海玉雕廠等。

為打開中國市場,克欽獨立軍強制玉石的主人低價銷售,一塊200公斤的滿翠玉料隻賣2萬元人民幣,很多緬甸玉商哭瞭。

這批玉石最後僅賣瞭兩百多萬元,但達到瞭宣傳效果。聽說中國邊境出現大量價廉物美的玉石,泰國、香港、臺灣等地客商紛紛前來。克欽獨立軍從玉石邊貿中獲得瞭大量財富,騰沖的玉石進口額也一度占全國總額的七成。

隨著雲南市場的紅火,清邁日益冷清。驚覺財源流失、民族武裝獲利豐厚,2001年後,緬甸政府作出重要決定:毛料必須以大宗商業的方式從仰光走海路出口,禁止任何毛料從陸路運往邊境。

這一決定重創克欽獨立軍經濟,迫使其轉而開發木材、礦石等資源。玉石買傢迅速集中到緬甸政府的公盤上。據緬甸政府信息,其玉石銷售收入從2005年的1.98億美元,飛升至2010年的17億美元。廣東也因公盤、海運蓬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玉石加工基地。

政治籌碼

“玉石是緬甸政府的一個政治籌碼。”多次去緬甸的雲南社科院歷史所學者申旭說。

申旭認為,對克欽獨立軍和緬甸政府來說,玉石有著不同的意義:緬北條件惡劣,玉石等資源是前者的生存根基。而後者雖因玉石獲得很多經濟好處,但玉石並非最主要財源,“失去玉石也餓不死”,因此更看重政治利益,必要時甚至可以放棄玉石。

玉石運輸特權的予奪,因此成為緬甸政府打壓、拉攏民族武裝的重要工具。對民族武裝中主動歸順或立場溫和的派別,政府給予瞭系列優待與扶植,陸地玉石之路也因而在幾十年間數易其主。

最早的霸主是強硬派老大克欽獨立軍,但克欽第二大民族武裝——丁英的克欽新民主軍很快占瞭上風。“它是克欽民族武裝中的溫和派,成為緬甸政府軍和克欽獨立軍的緩沖帶。”熊麗英說。緬共解體後,緬共丁英部率先與政府簽署和平協議,被改編為克欽新民主軍。1990年代初,緬甸政府特許其運送玉石。

克欽新民主軍動用幾十輛汽車,將玉石大規模地運至騰沖,克欽獨立軍失勢。但幾年後,克欽新民主軍也受到重大打擊。當時帕敢玉商將珍藏的玉石從地下挖出,請其運輸,不料價值十幾億元人民幣的貨物被緬甸政府軍沒收,很多帕敢商人破產。一位緬甸玉商說,沒收的原因,是向當地政府官員行賄不足。

隨之興起的,是2003年從克欽獨立軍分裂、後接受政府整編的克欽自衛隊。為籠絡人心,緬甸國防部默許其運向中國運少量玉石。克欽自衛隊目前已發展為僅次於克欽獨立軍、克欽新民主軍的克欽第三大民族武裝。該武裝成員買甕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它是目前惟一能向中國運送上噸重玉石的隊伍。

“開戰之後,影響很大。”買甕說。從帕敢到雲南有三條玉石運輸線,分別通往騰沖、瑞麗和盈江。因為克欽獨立軍與緬甸政府軍的主戰場接近盈江,盈江線已中斷,另兩條線路也被波及。更大的影響是,緬甸國防部直屬的野戰軍進入瞭克欽邦,所有的路條、特權都失效瞭。“玉石常被沒收,人被殺掉。”11月,在兩個士兵被緬甸政府軍隊抓走後,克欽自衛隊已經不敢運輸玉石瞭。

目前,雲南邊境的玉石商人們仍在焦灼等待。而據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最新消息,11月29日,克欽獨立軍與緬甸政府啟動瞭停戰談判。與此同時,雙方的戰爭仍在進行中。

中斷的玉石之路何時恢復暢通,尚未可知。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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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書金案再審:疑兇堅持認罪 檢方不認可


















王書金案再審:疑兇堅持認罪 檢方不認可






6月25日,在河北省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押解王書金出庭。新華社發

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左一)在傢中接受媒體記者的采訪。

王書金強奸殺人案25日9時在河北省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由於此案曾牽扯出19年前聶樹斌案“一案兩兇”的疑雲,因此備受輿論關註。法庭上王書金還是一如既往地堅持他曾在石傢莊西郊玉米地強奸殺人,檢方則認為,該案並非其所為。聶樹斌案是否是一樁冤案?昨天庭審嚴格來說沒有結果,但至少離查明最後的事實真相顯然又前進瞭一步。

案件回放

“兇手”已經伏法

10年後又現“兇手”

●1994年8月5日

石傢莊市液壓件廠女工康某在市西郊玉米地遭強奸後身亡,當時20歲的鹿泉市冶金機械廠工人聶樹斌因被警方認定有重大作案嫌疑,於1994年10月1日被拘留,同年10月9日被逮捕。

●1995年3月

石傢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人聶樹斌犯故意殺人罪和強奸婦女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5年4月,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判處聶樹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隨後聶樹斌很快被執行死刑。

●2005年1月

河南省滎陽警方在當地抓獲一名可疑男子,經審訊這名男子交待自己叫王書金,河北省廣平縣人,曾強奸多名婦女並殺害4人,其中有“1994年曾在石傢莊市西郊玉米地強奸殺害一名婦女”的內容。在移交給河北省警方後,王書金得知這樁案件早就被偵破,“兇手”聶樹斌已在10年前被執行死刑。

●2007年3月12日

河北省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對王書金做出一審判決:被告人王書金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書金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主要理由是“檢方未起訴他在石傢莊西郊玉米地的一起奸殺案”。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並於當年曾進行瞭二審開庭。

●2013年6月21日

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發佈公告,稱王書金強奸殺人案將於6月25日在河北省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這是王書金案二審的再次開庭。

聶樹斌的母親現場旁聽

上訴人王書金,男,漢族,1967年12月1日出生,河北省廣平縣農民。1982年曾因犯強奸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2005年1月,河北省廣平縣人王書金在河南被警方抓獲,他供述曾強奸多名婦女並殺死四人,其中包括一起“1994年石傢莊西郊玉米地奸殺案”,而這起案件原本早已被石傢莊警方偵破,“兇手”聶樹斌已於1995年被石傢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強奸罪和故意殺人罪執行死刑。

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2007年曾對王書金案做出一審判決:王書金犯故意殺人罪和強奸罪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書金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主要理由是“檢方未起訴他在石傢莊西郊玉米地的一起奸殺案。”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並曾進行瞭二審開庭,25日進行的庭審為二審再次開庭。

25日一大早,數十傢國內外媒體記者、一些法律界人士、部分民眾就雲集在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門口,等待開庭。此次開庭審理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為公開審理階段,外界人士可以旁聽,後一部分因涉及強奸情節包含個人隱私,為不公開審理階段。

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和聶樹斌的姐夫申請旁聽庭審,法庭予以準許。

檢方不認可王書金供述

在法庭上,上訴人王書金的上訴理由是:原判認定的三起故意殺人、強奸犯罪事實屬自首,應從輕處罰;所供述的西郊案,是對國傢和社會的貢獻,屬重大立功,應從輕處罰。

法庭上,就王書金作案的時間、地點、手段等進行瞭詳細的法庭調查。檢方認為,西郊案並非王書金所為,王書金的供述與該案的實際情況在關鍵情節上存在重大差異,理由有四點:

第一,王書金關於被害人屍體特征的供述與西郊案實際情況不符。王書金僅供述其強奸殺害被害人,沒有供述被害人頸部纏繞花襯衣的情節。

第二,王書金關於殺人手段的供述與西郊案的實際情況不符。該案中被害人全身未發現骨折;被害人系窒息死亡,王書金供述的是先掐被害人脖子,後跺胸致被害人當場死亡。

第三,王書金關於作案具體時間的供述與西郊案實際情況不符。

第四,王書金關於被害人的身高供述與被害人實際身高不符。

對於王書金供述的西郊案現場部分情況,檢方認為,西郊案發生在1994年8月,案發時,王書金就在案發現場附近的工地打工,工地距現場距離100米左右。該案案發後,公安機關曾找過王書金及其工友瞭解情況。被害人下班失蹤後,其傢屬即向公安機關報案,並組織人員進行查找,被害人衣服和屍體被找到後,公安機關對案發現場進行瞭勘查,不少群眾圍觀。所以王書金供述的現場情況不足為奇。

王書金堅稱是自己幹的

辯護人則發表意見認為:王書金供述的石傢莊西郊玉米地強奸殺人的情況,可以認定應該是他所為。

辯護律師對公訴方出示的證據材料存有質疑。合議庭認為辯護人的要求符合法律規定,同意辯護人的請求,因此宣佈休庭。開庭時間另行確定。

庭後,記者采訪瞭王書金案件的主辯律師朱愛民。朱愛民介紹,整個開庭過程主要針對王書金的上訴請求和理由展開法庭調查,雙方也針對證據展開瞭法庭辯論。昨天的庭審嚴格來說沒有結果,法庭上王書金還是一如既往地堅持他的上訴請求和上訴理由。

朱愛民透露,被告人王書金在2005年1月接受河南滎陽警方審訊時,就曾供述自己在河北省石傢莊市西郊玉米地裡強奸殺害一名婦女,移交給河北廣平警方後,王書金又供述過同樣的犯罪事實,而當時外界還沒有開始關註聶樹斌案,可以說王書金是在沒有任何外界信息來源的情況下作出這些供述的,因此這些供述可信度極高。王書金案被媒體曝光後,聶樹斌案才受到輿論高度關註。

■專傢觀點

案件再次開庭

彰顯法制進步

“王書金案時隔6年後才再次開庭,時間確實拖得久瞭些,這是不可回避的事實。但王書金案中有些情節疑似涉及另外的案件,本著負責任的態度,我們進行瞭大量細致的調查,確保事實準確為先,所以才導致時間跨度較大。”對於王書金案久拖不審的質疑,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一位法官這樣告訴記者。

自從王書金案出現後,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就踏上瞭漫長的上訪之路。為瞭給兒子翻案,張煥枝聘請瞭律師,向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請求撤銷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1995年對聶樹斌做出的判決,依法對聶樹斌案進行重新審理。“我每個月至少去一次河北省高院詢問情況,每次法院都答復稱‘你要耐心等待,我們一直在做工作’。”

對於再次開庭的王書金案,張煥枝充滿瞭期待,“雖然不是再審聶樹斌案,但這畢竟是往前走瞭一步。”

河北省政法委一位負責人表示,王書金案和聶樹斌案引發輿論持續關註,河北政法部門堅決支持媒體對司法公正的監督,但也希望媒體尊重法律,不要直接用“冤案”等字眼提前進行“輿論審判”。這位負責人強調:司法部門一定會公正審理王書金案,一旦聶樹斌案核查工作結束,也會向社會公佈結果。

人大代表、學者、律師、媒體記者及當地各界群眾二百餘人旁聽瞭昨天的庭審。休庭後,記者采訪瞭幾位河北省專傢級律師。河北天傑律師事務所鄒強倫律師開宗明義表示,這個案子已經遠超出案子的本身意義。鄒強倫說:“這個案子我覺得之所以引起社會的廣泛關註,應該是彰顯瞭我們法制的進步。因為查清案件的事實、把一個事情還它一個真相,既是公安、檢察院、法院這些部門的職能,同時也是法律賦予律師的權利和義務。這個案子進入再次開庭的司法程序,就是上訴人王書金所上訴提出的請求引起瞭二審法院的重視,同時法律也要求就有關的案件事實在查清的基礎上才能做出一個公正的判決。”

綜合新華社、央廣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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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導師請傢長喝咖啡 僅二十幾人到場


















復旦大學導師請傢長喝咖啡 僅二十幾人到場






晚報訊 大學導師請大一學生傢長聚餐、喝咖啡,可120名學生隻來瞭26名傢長,這是昨天發生在復旦大學管理學院2011級大一學生傢長導向會上的尷尬一幕。復旦管院院長呼籲,傢長們勿當“甩手掌櫃”,應該在課外當好孩子的朋友。

“今天來的傢長比我們預期的少得多。 ”復旦管理學院院長陸雄文教授說,學院十分重視這次活動,事先做瞭很多準備,精心設計活動議程,為困難學生的傢長提供部分路費和住宿費等。

記者註意到,活動為期一天,內容包括學院領導介紹學院培養理念、組織傢長參觀學院基礎設施、導師與傢長午餐會、導師請傢長喝咖啡交流、遊覽校園、答疑解惑等。為瞭參加這次活動,很多前天還在外地出差的知名教授連夜趕回。昨天活動現場,復旦管院的9位領導班子成員及各系的系主任和副系主任全部出席,可2011級總共120多名學生隻來瞭26位傢長,其中大部分都是外地學生傢長,離復旦最近的很多上海傢長反而沒有出席。 “父母知道這個活動,我覺得他們不用來參加也沒關系,老師講的這些我都知道,那就行瞭。 ”上海女生沈紫安說。

“之所以學院如此重視與傢長見面會,主要是希望與傢長一起在學生培養問題上達成共識。”陸雄文教授介紹,現在不少本科生出現學習困難、心理障礙等問題。他認為主要原因是獨身子女政策使年輕一代受到溺愛,統一高考導向使他們埋首於分數競爭,失去理想的建塑和對人生未來的規劃。現在復旦管院每年都有七八名學生不能按期畢業,這與他們在進大學第一、第二年茫然失措、缺乏自律、缺少引導有關。為此,復旦管院推出瞭全員導師制,每位導師都要在一屆本科生中帶1至2名學生,當學生出現人生和學習困惑時,能及時給予他們關愛和指點,但這並不意味著傢長就可以當“甩手掌櫃”。

“很多傢長認為把孩子培養到大學就放心瞭,但其實大學四年是人生中十分重要的時間段。”陸雄文教授建議,在課堂外,傢長應該做好孩子的朋友,關註社會熱點和流行話題,經常和孩子溝通,避免用灌輸、訓斥的方式和孩子相處。







2015年5月24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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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空氣也要特供:喝“西北風”也會中毒


















當空氣也要特供:喝“西北風”也會中毒






秋天本是北京最好的季節,但今年入秋以來,整個北京城一直被濃重的霧霾所籠罩,街道上彌漫著嗆鼻的硫磺味。這個城市的1700萬人都被困在這個巨大的氣罐裡,終日隻見灰黃的天空,藍天白雲成瞭奢侈品。經常穿梭於國內外的貝志城這樣形容國內外的“空氣切換”:“一去國外,就像有人把眼前的眼罩給摘瞭,空氣整個是透亮的。”

空氣已經發瘋瞭

2010年始,貝志城發現越來越多朋友在推特(twitter)上轉發美國大使館發佈的空氣質量指數,他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關註北京的空氣質量的。美國大使館早在2008年就在自傢院內架起瞭一臺空氣監測儀,每隔一小時在推特發佈一次空氣質量指數。但在頭2年,並沒有引起多少關註,直到2010年11月21日,美國大使館的瞬時檢測數據顯示,它所在的東三環的空氣質量指數超過瞭500,美國大使館用甚至用瞭“crazy bad(糟糕透瞭)”來形容當時的空氣質量。這個數據成為瞭貝志城的出行指南,“當指標超過200時,我不再約人吃飯,也不出去見客戶瞭。”

如果參照美國大使館的數據,貝志城今年秋天有一半時間得待在室內。與此同時,北京市環保局發佈的空氣質量指數停留在120-130左右,僅僅被定義為“輕度污染”。貝志城曾帶著他在阿裡巴巴上花5000元人民幣買來的空氣測試儀,驅車到北京工體和上地等地,在路邊測出一個數據,然後和美國大使館的數據對比,發現誤差在20%以內。

“我不相信環保總局的數據,這個數據(對我)沒用,我相信自己的感受,美國大使館說不健康時,我的嗓子確實不舒服,”貝志城說。北京市環保局、美國大使館、多位從事大氣環境研究的科學傢都強調,兩個數據巨大的鴻溝是由於衡量空氣質量的兩套標準造成的——美國大使館用PM2.5計算空氣質量指數, 而北京市環保局用PM10計算空氣質量指數。

PM2.5,這個一開始被忽視,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被學術界所認識的健康殺手,已經走進瞭中國公眾的視野。

PM2.5的殺手本色

所謂PM2.5,是指空氣中懸浮的顆粒物,它的直徑小於2.5微米;而PM10是直徑小於或等於10微米的顆粒物。這些可吸入顆粒物都是極其重要的空氣污染物,它們密密麻麻懸浮在空氣中,肉眼不可見,但它們可不隻是單純地影響空氣質量指數這麼簡單。

一般而言,粒徑超過10微米的顆粒物,會被擋在鼻子的外面;粒徑在2.5微米至 10微米之間的顆粒物可以進入呼吸道,但隨著吐痰,打噴嚏被部分排出體外;而粒徑在2.5微米以內的細顆粒物,會通過下呼吸道進入肺泡。

在過去的20年中,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及經濟的發展,大氣中PM2.5在總懸浮顆粒物中的比率逐年增加,同時發現沉積在人體下呼吸道的顆粒物有96 %是PM2.5。更糟糕的是,顆粒物會吸附各種各樣的毒性化學物質,PM2.5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出色”,它是各種有毒物質極好的載體,PM2.5比PM10含有更多的重金屬和多環芳烴——一種致癌物。因此,PM2.5的形態和組成相當復雜, 不僅含有大量有機物,而且富集許多重金屬,更容易沉降在呼吸道及深部肺泡內。

“在相同質量濃度下,顆粒物越細,數目更多。比起PM10,PM2.5的表面積要大好幾倍,吸附的毒性物質就更多,”北京大學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潘小川教授說。當PM2.5吸附瞭致癌物,就有致癌效應,吸附瞭致畸物,就有致畸效應,它通過下呼吸道,進入肺的深處,而它攜帶有害氣體、重金屬就融解在血液裡。因此,流行病學、毒理學的研究都認為,PM2.5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非常顯著。

加拿大和美國科學傢在對50萬人,追蹤瞭長達16年後發現,長期暴露於PM2.5之下,會增加肺癌的發病率,PM2.5的濃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肺癌死亡率增加8%。研究人員猜測,一方面PM2.5作為載體將有毒物帶入下呼吸道,直接或間接地引起支氣管黏膜及肺上皮細胞突變,另一方面是其顆粒性引起的免疫反應,增加人群對肺癌的易感性。

廣東省氣象部門首席專傢吳兌也認為,“灰霾將取代吸煙,成為肺癌致病頭號殺手”,他和他的科研團隊發現,PM2.5的濃度增加之後7—8年,肺癌死亡率就會上升。北京市剛剛公佈的一項數據或許能印證科學傢的推測,北京市的肺癌的發病率在過去的10年內增加瞭60%。

另有流行病學的資料顯示,PM2. 5與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有關系,PM2.5一旦被吸入,將會造成炎癥和氧化應激反應。隨後又可能會引發機體潛在的系統危害,包括動脈粥樣斑塊的形成,這可能會導致心血管疾病及中風。

在查閱瞭眾多的論文的數據之後,貝志城甚至認為,對他而言,喝三聚氰胺牛奶和吃含瘦肉精的豬都不如北京糟糕的空氣帶來的危害大。“地溝油的危害都比這個差遠瞭,我與其在食物上小心,還不如在這上面小心。”

無處可逃

雖然PM2.5和人類的健康息息相關,但國內的公眾對自己所處地區的PM2.5幾乎一無所知,因為國內還沒有一個城市公佈PM2.5的數值。北京市雖然有監測 PM2.5,但暫時還不確定何時可以對公眾發佈。

劉昌峰今年7月向環保NGO“達爾問”借瞭臺設備,連續一周,他把這個一公斤重的空氣監測儀放在電腦包裡,無論是上班、拜訪客戶、去咖啡館、去鄰居傢串門;不管在地鐵裡、公交車上、出租車裡,他都隨手測一下空氣質量。兒子房間的PM2.5數值,讓劉昌峰心裡咯噔一下,7月的北京,幾乎是空氣中PM2.5濃度最低的時候,但兒子的房間正對主幹道,PM2.5的濃度仍然高達70以上,“那個時候,還是藍天白雲,天可不像現在這樣灰蒙蒙的。”

貝志城相信美國大使館的數據,除瞭自己買儀器,測數據,還搜集瞭大量有關PM2.5的論文。雖然官方沒有公佈PM2.5的數據,但各地的科研機構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監測PM2.5的濃度水平,並發表在學術雜志中。

早在1995年-1996年,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總工程師、工程院院士魏復盛就報告瞭廣州、武漢、蘭州、重慶4大城市8個采樣點的PM 2.5年均濃度——57-160微克/立方米,比美國1997 年頒佈的標準值(15微克/立方米) 高2.8- 9.7 倍。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和機動車的增長,各地的空氣質量並沒有得到改善,中國石油大學的於國光博士的檢測顯示,2005年11月至2006年11月,中國石油大學周邊空氣的PM2.5年均濃度為95.5微克/每立方米。

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大氣化學研究中心主任莊國順教授告訴本刊記者,上海地區,PM2.5年平均濃度也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這幾乎是世界衛生組織指導值的4倍以上,如果按照日均標準,甚至可能高7-8倍。

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有機地球化學國傢重點實驗室的監測數據顯示,廣州市在2005年11 月份PM2.5的濃度在81.7微克/立方米,而2006年8月是52.9微克/立方米。

不僅僅是北京,國內各大城市的PM2.5濃度都不容樂觀。美國宇航局在2010年9月公佈的一張全球污染顆粒PM2.5濃度地圖顯示,中國華北、華東地區是PM2.5污染的重災區,年均濃度都在60-80微克/立方米。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05年全球更新版《空氣質量準則》中提到,PM2.5年平均濃度達到每立方米35微克時,比每立方米10微克的濃度,人類的死亡風險會增加15%。世衛據此給出的PM2.5的安全指導值是年均濃度小於或等於10微克/立方米,美國早在1997年也制定瞭PM2.5的標準——15微克/立方米,歐盟的標準是25微克/立方米。世界衛生組織希望各國能分三個階段完成PM2.5的控制目標,哪怕是最寬松的第一階段標準35微克/立方米的年均濃度,中國的絕大多數城市也難以企及。

和PM10 相比,PM2.5是綜合性的污染物,幾乎所有污染物都會在2.5中有體現。PM10主要是來自污染源的排放,把污染源控制住瞭,PM10就控制住瞭。而PM2.5 的相當一部分是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揮發性有機物在空氣中發生化學轉化生成的。要控制PM2.5,不僅要控制顆粒物還要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揮發性有機物等等,這絕對是一個持久戰。

在未來十年內,我們恐怕都要與高濃度PM2.5共存。這些含有多種酸性氧化物、重金屬的空氣將圍繞在我們周圍。

貝志城為瞭對抗室外糟糕的空氣,他這一年內花瞭三四萬添置瞭新風系統、空氣凈化器和監測儀器。在一年前搬進新傢後,他添置瞭三套新風系統,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但當他把新風系統的過濾板拆下來清洗時,發現三四毫米厚的濾板,從裡到外都是泥,一塊白色的石棉板變成瞭黑色的泥板。

忍無可忍的貝志城一口氣買瞭7臺空氣凈化器,起居室、臥室、辦公室、汽車裡全副武裝起來。全副武裝之後,他要測試花大價錢添置的設備是不是有效:空氣測試儀顯示,在室外的PM2.5濃度高達300時,他起居室的數值是50左右。

這讓他松瞭一口氣,總算有點用瞭,但這個酷愛數據的理科宅男又發現瞭另一個問題,雖然空氣凈化器能部分緩解PM2.5的問題,但又帶來瞭一個新的污染源——臭氧,這些空氣凈化器工作時釋放的臭氧又高出標準3倍。

劉昌峰選擇瞭另一種方式,他並不打算購買空氣凈化器,他覺得人不可能活在罩子裡,他帶上從環保NGO借來的空氣測試儀,分別比較瞭地鐵、出租車、公交車、騎車的四種交通方式後發現:地鐵上沒有二手煙的危害,沒有地面上汽車尾氣的排放,因而PM2.5數值最低。於是他放棄瞭每年春秋兩季的騎行,盡量乘地鐵。他發現封閉的寫字樓裡PM2.5的數值尚可,午餐時放棄外出吃飯,就在寫字樓的地下二層用餐。他還給自己的傢裡種瞭27盆綠色植物,雖然他心裡清楚,這也沒有多大用處。

每個人都在努力尋找適合自己的防護措施,而讓人沮喪的是,多位接受采訪的專傢都表示,個人能做的防護措施並不多,最多就是在灰霾天氣關緊門窗或是少出門而已。

這場和PM2.5的持久戰中,我們能在倒下之前,找到解決之道嗎?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