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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獨者自救之路：聯合上訪申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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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_李巖 北京報道 尊與卑在相遇之前就有瞭天然的劃定。 位於北京海淀區知春路的國傢人口計生委人民來訪接待室，入口被樹叢巧妙遮蔽。在這個路人一不留神就會錯過的院落，100多個失去瞭傢中唯一孩子的父母，幾乎是以俯叩之姿，從樹丫的縫隙間低眉順眼鉆入。 6月5日一早，他們通過網絡商議，從各省市聯合來京，向國傢計生委申請補償。 “在人生步入中老年的時候，孩子卻不幸離開瞭我們……我們一天天地老去，誰為我們養老送終？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一個孩子，同時也失去瞭生命的傳承，失去瞭生活的依靠，失去瞭精神的寄托，失去瞭最基本的贍養保障。”申請書後，有一千多個失獨者的簽名。 “失獨者”是外界對因各種原因失去獨生子女的父母，較多采用的統稱。但在這個群體內部，他們多互稱“同命人”。 接待室的金色牌匾清楚告知：接待時間，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周六、周日休息。在這個周二上午，計生委沒有回音。而可以想見的是，從下午到次日凌晨，上訪行動也不會得到任何答復。 父母們在沒看到結果前不打算離去。但他們入住的賓館和所屬各地方計生委已經得到通知：前者不得繼續接待，後者火速來京領人。 深夜1點，接待室沒有關燈，也沒有關門。外面多瞭幾輛警車值班。嗚咽之聲斷斷續續，飄入北京初夏的夜空。 過不去的坎 生不逢地，死不逢時。 在這個實行計劃生育的獨特國度，已經有上億的新生兒降臨，他們從來沒有兄弟姐妹，其中一部分又因天災人禍，未嘗盡人生百味，便先於父母離世。 在遭遇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滅頂之災前，這些父母大多經歷過上世紀50年代的經濟困難、60年代的“文革”浩劫、70年代的上山下鄉、80年代的一胎限制、90年代的分流下崗。在遵照國傢政策多年之後，唯一的孩子突然離開，他們發現自己的人生已然從主流中掉隊，亦被國傢政策所遺棄。 “我們對得起這個國傢，你讓我們做什麼我就做瞭，結果最後還成瞭維穩對象。”在上訪現場，一位失獨媽媽對本刊記者說。 表面上看，沒有孩子是失獨傢庭和普通傢庭的唯一不同，但實際卻是，沒有孩子，兩種傢庭在任何生活細節上都迥然不同。一個三口之傢，失去年紀最小的人口，從此不啻滅門。 獨生子女意外傷亡導致計劃生育無後傢庭的產生。學者王廣州等根據計劃生育政策歷史將無後傢庭定義為：“年齡在49歲以上﹑隻生育過一個子女﹑現無存活子女”的傢庭。 由於沒有孩子，計劃生育無後傢庭也可以稱之為計劃生育“空巢傢庭”。 “孩子是中國父母的希望和保障，所以中國人把兒女看得比天還大。”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說，一旦獨生子女傢庭失去唯一的孩子，父母的養老送終便是無解之題。“失獨甚至引發一種連鎖反應，物質不能彌補。夫妻之間會互相埋怨，感情可能就破裂；悲慟摧毀父母身體，傢庭可能就瓦解。獨生子女傢庭本質上是風險傢庭，因為總有一個風險比例，讓他們中的一部分將來成為失獨傢庭。” 2008年的汶川地震使中國集中出現瞭一批失獨傢庭。因為每年都去災區慰問，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於丹和北川中學校長劉亞春成瞭老朋友。那場地震讓後者成瞭當地抗震救災的模范典型，但也讓他成瞭一個失去妻子的丈夫和失去兒子的父親。 不管何時，於丹去辦公室找劉亞春，都是看到他臉上嘻嘻哈哈，但卻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有次，於丹無意中瞥見，報紙下擱著一本名叫《父愛》的書。她才發現，幾年過去，劉亞春的內心一直沒走出來。 “失去父母的孩子可以長大，但失去孩子的父母是怎麼都過不去的。”於丹說。 穆光宗曾對遼寧省遼陽市自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的死亡人口數據進行過統計分析。在0-30歲的295名死亡人口中，0-10歲的死亡人口比重為16.27%，0-15歲的為26.44%，18-30歲的高達66.44%。當最後一種情形不幸發生，孩子的母親通常也過瞭生育年齡，情非得已，多數人隻能放棄再生育。 無論什麼原因，一旦再生育失敗，失獨便成為中年父母們不可逆轉的傷痛。他們要麼不願意出門，要麼不願意回傢。 “你能想象麼，我們除夕一起去洗浴中心過的年。”一位上訪的媽媽說，“人傢過節，我們躲劫，劫難的劫。哪裡沒有鞭炮聲，我們就去哪裡。” “正常人永遠理解不瞭我們。”不止一個父母表達瞭這個觀點。聽起來像是對計生委的無動於衷給出解釋，也像是對素昧平生的來訪者禮貌地告以非充分信任。 為瞭逃避有關孩子的一切鄰裡傢常，一些失獨父母成為流動人口，他們切斷與親朋的聯絡，找到一個陌生地方茍活。進養老院、上手術臺，他們都找不到兒女為自己簽字。部分失獨的爸爸拋下失獨的媽媽，另辟一段婚姻，隻為不讓自己無後。 生活沒有按下停止鍵，但按下瞭靜音鍵。不帶商量，不帶迂回，孩子就這樣走瞭。所有的喧鬧、忙碌、緊張、困頓、壓抑、隱忍，連同它們所換回的那種叫天倫之樂的美好，一並消失瞭。 無果的訴求 上訪人員呈秉國傢計生委的這份《關於要求給予失獨父母國傢補償的申請》共4000字。 他們的訴求是：希望得到相應的經濟補償，由政府給失獨者提供集中的廉租社區；希望相關部門出臺相應的制度和法規，明確管理失獨群體的機構，讓失獨者知道出瞭問題該去找誰。 對於補償金額，父母們給出瞭一個供決策部門考慮的計算公式：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全國平均壽命－孩子成活年齡)÷2。 “這就等於如果孩子還在的話，可以給這個傢帶來的收入。”一個媽媽對此作瞭解釋。後面除以2，是因為父母要分開計算。因各地收入情況和孩子死亡時間的不同，這個算式的結果，少則30萬，多則50萬。 他們悉心記下新聞中的數據，在《申請》中進行瞭自己的演繹。2011年4月29日，國傢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曾表示，全國無戶籍人員大約130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1%，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戶口的人員。 “根據這一數據推算，”《申請》中寫道，“即使按保守水平每名超生兒須繳2萬元計，根據相關法規收取的超生罰款總數就高達2600億元。將征收的社會撫養費用於補償失獨傢庭……才能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但對這一設想，穆光宗直言可笑。向二胎以上傢庭征收社會撫養費，他首先就反對。“現在還征收社會撫養費本身是錯的，有的傢庭甚至被征收100多萬。用錯的事情彌補另一件錯的事情，就錯上加錯。” 一切始於新華社在1980年發表的中國人口發展進程百年預報。按照中國當時的生育水平，2000年中國的人口要過14億，2050年將達到40億。 當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為達成“爭取在20世紀末把全國人口總數控制在12億以內”的目標，“提倡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 獨生子女時代的序幕由此拉開。從另一個側面來看，國傢發展風險的降低，由傢庭發展風險的提高作為代價。 計劃生育32年，除瞭近年剛開始實施的每月100元“特別扶助金”項目，失獨傢庭得到的政策保護為零。盡管失獨問題由來已久，理論上從實行計劃生育的第一天起就開始伴生，但對計生委而言，它似乎還過於嶄新。 一名來自宜昌的母親向記者出示瞭當地計生委在2009年《致計劃生育特別扶助傢庭朋友的一封信》，對信中措辭，她極為憤慨—您有幸成為首批享受計劃生育特別扶助獎勵政策的朋友，在此我們表示衷心的祝賀！ 她在“有幸”兩個字下畫瞭兩條波浪線，在“衷心的祝賀”下打瞭五個圓點。“難道我隻生一個孩子，是為瞭享受你這份獎勵？” 她回憶說，發放扶助金當日，所有失獨父母被安排在儀式現場披紅掛彩，任人拍照。 多年接觸國傢計生委，穆光宗感覺官方對失獨問題的態度仍“不太明朗”。“他們當下的工作重點還是生育控制，而不是生命關懷。” 兩天一夜的等待，最終換來5名父母代表與國傢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開座談。計生委承諾，三四個月內，研究出一個“制度框架”。隨後，全部上訪人員在6月6日夜晚被其戶口所在地政府人員成功領返。 沒有人從這裡帶走任何實質性政策答復，更沒有人有機會遞交他們事先準備好的“請求人民法院依法對國傢計生委行政不作為事實進行處罰”的訴狀。 父母們唯一能做的，是又一次彎著脊背，從院門外的樹丫間鉆出。 自救之困 眼下，媒體報道中廣為流傳的數據是“我國每年新增7.6萬個失獨者傢庭，全國超過百萬”。但在學界，從未有過一次對這一群體數量的科學計算。而國傢計生委，在本文截稿前，亦未對我們包含這一問題在內的采訪提綱給予答復。 “數據很難獲得，大致的計算有上百萬。”穆光宗說，“但這個數字很保守很保守，而且還在累加的過程中。除非老人去世，傢庭解體，不然失獨者會越來越多。” 23歲的白露是北京房山人，去年12月，她的母親因病離世。為排解哀思，白露用自己的QQ專門建瞭個群，讓素未謀面但都失去瞭一位或兩位雙親的孩子互相慰藉。當看瞭失獨者的相關報道，把自己加進瞭一個失獨QQ群後，她的腦中出現瞭一個閃念：若把這兩個群結合，按照地域就近重組新的傢庭，讓孩子有新的父母，父母有新的孩子，豈不善莫大焉？ 設想很快在兩個群中同時發出，但不料在失獨者的群裡，她遭遇瞭排斥。“小孩子的夢話。”有人回復說。 “可能還是怕受傷，怕被騙。”白露分析，“失獨傢庭已經再經不起任何波折。” 在發現白露不是失獨者後，群裡的父母要求她立即退群。 現任《北京文學》社長兼執行主編的楊曉升在10年前采訪瞭多個失獨傢庭，寫出長篇報告文學《隻有一個孩子—中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悲情報告》。裡面第一個案例，便有類似的情節出現。 因為一場車禍，北京的張立軍夫婦在1999年失去瞭17歲的獨生女兒。兩年後，他們在一傢飯館發現瞭一名和女兒外形酷似的女服務員。聽二老含淚講出悲傷，女孩說，要不，我給您倆當孩子？ 像一切出現重大轉機的故事那樣，張傢再嘗人間甘霖。夫婦倆對女孩百般呵護，衣食住行的規格與女兒生前等量齊觀。女孩也感受到瞭來京之後從未有過的溫暖，爹前媽後叫得親切。 不過，張立軍的妻子完全將這個女孩看成瞭女兒的再生，其一舉一動都要被她拿來與女兒對比。女孩畢竟生長在農村，書也隻讀到初中，妻子越比，越覺得女孩哪方面都不如女兒。 夫妻為此矛盾頻生，女孩都看在眼裡。終於有天，她出門前給夫婦倆留下一封信，然後再也沒回到這個傢。 11年前的這場真實的民間失獨自救，最終以失敗收場。對傳統的、遭遇瞭精神重創的中國父母而言，通過領養等方法重組傢庭時所面對的困境，可能並不亞於消極的固步自封。 至今，楊曉升這部報告文學的單行本也沒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公開發行。在國傢計生委的幹預下，已經印刷完畢的新書被迫封存。“計生委提出，這跟他們的宣傳口徑相左，但中宣部把這本書調來看過，沒覺得有任何問題。”楊曉升說。 他在這本書的采訪札記中感慨：“從力學原理上講，三線三點所構成的幾何結構由於三點的互相支撐成為一種最穩固最穩定的結構。但在我看來，這也是最脆弱最不牢固的結構，因為一旦失去其中一點，這個結構的穩定性便不復存在。” 如這場無疾而終的發行一樣，兩天的北京上訪，就像一場被迅速抹平的意外。回到各自傢鄉，父母們又開始瞭空洞、失真、缺乏時間感的生活。 有父母堅持把孩子的骨灰放在傢中，但同時，他們又須小心翼翼，避免睹物思人，讓情緒被某個機關再次觸動。 “殘疾人、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有政策照顧，就是不照顧我們。其實我們才是真正的空巢老人啊。”一個父親說完，臉上出現稍縱即逝的微笑。他們普遍不願意公開姓名，微笑就如臨場抓來的掩體，好蓋住漫過他們心頭的憤恨和尷尬。 穆光宗從這樣的故事裡看到瞭國傢安全危機。“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但不是一個人口強國。”他說，“因為我們的人口結構非常脆弱，獨生子女兵比例很高，國防人力資源後繼無人。想一想，到2050年中國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老年人口的話，那誰都敢欺負你。” Tags: Rapid Prototyping, Rapid Prototyping China, Plastic Tooling, Plastic Tooling China, Rapid Prototype, Rapid Prototype China, Rapid Tooling, Rapid Tooling China, CNC Prototype, CNC Prototype China, Functional Prototype, Functional Prot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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