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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女主播與226個死刑犯的臨刑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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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刑會見》電視節目錄制現場。——丁瑜 提供 丁瑜是電視節目《臨刑會見》的制片人兼主持人。《臨刑會見》是全國唯一一檔以與死囚犯對話為主題的節目，截至目前，已經有226名與丁瑜面對面的死刑犯以及他們的故事，展示在《臨刑會見》的鏡頭中。 “我不同情他們，我隻是惋惜他們。”—或許這是丁瑜擺脫226個死刑犯的唯一方式。 面對死刑犯 “你認為這就是愛嗎？”丁瑜問對面的死刑犯。 這名42歲的男子，闖入前妻傢中，用一把鋒利的尖刀殺死瞭前妻。行兇之後，還點燃瞭前妻的房子，企圖自殺，最終警察解救瞭他。他們的女兒，失去母親之後，也即將失去父親。在二審宣判後的法庭上，丁瑜與這名犯人面對面坐著，丁瑜的身後是攝像機。 “我也不知道。我本來不想傷害她。誰也不想傷害，結果傷害瞭她。”男子回答。 “一開始的時候，你說要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傢，直到作案的那一天，還不想傷害女兒，可是恰恰受到最大傷害的，在心靈上……會哭嗎？想（女兒）的時候會流淚嗎？”丁瑜問。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爹死的時候我都沒哭過……我殺瞭她（指前妻），趴到她身上哭瞭。”男子回答。表情尷尬，木訥。之後，把頭低下來。 “假如時間回到那個時候（指行兇時刻），你會怎麼做？”丁瑜問。 “那有可能死的是我。我寧可死，不願傷害她。”男子回答。 男子最後對著攝像機向女兒道歉，采訪結束瞭。不久，這名死刑犯的未成年的女兒，在這檔《臨刑會見》節目中見到自己的父親。 每次采訪結束時，丁瑜會向對方道一聲“謝謝”，隨後站起身，目送警察將犯人帶離采訪地點。 在另一期節目中，主角是一對20多歲的年輕情侶，女孩的男友殺死瞭她的外祖父母。過程是：為瞭偷外祖父、外祖母的錢，女孩兒將安眠藥放在老人們的茶內，不幸安眠藥沒有達到效果，老人突然從夢中驚醒，發現瞭男孩兒，由此引發爭鬥。男孩兒將老人殺死，為瞭掩蓋罪行，他放火燒瞭老人的屍體和房子，女孩兒判處12年有期徒刑，男孩兒被判處死刑。 “為什麼沒想到給你的父母或者給他的父母去要點兒呢？”丁瑜問。 “實在是不好意思再要……我們倆也這麼大瞭，也能勞動瞭，怕父母擔心。”男孩兒回答。 “她（指女孩兒）母親的親生父母被活活害死，你有沒有想過他們一傢心裡很難過，有什麼話就說，我可以告訴他們。”丁瑜問。 “請他們以後要堅強地過下去，以後不要再遇到我這樣的人。對不起。”男孩兒回答。 采訪完瞭以後，丁瑜覺得不舒服，一直用手錘自己的頭部…… 丁瑜告訴記者：“我采訪過不少比他們（指上述男孩兒）還要年輕的，其中剛年滿18周歲，一旦犯罪就可以被判處死刑的人，他們就因為一時錯誤的選擇，而付出瞭生命的代價。” “沒有人不想活著。”丁瑜介紹，一個死刑犯，從被逮捕到終審判決，一般要一到兩年時間，他們在這期間也會對自己進行一些思考。 所以，當死刑真正來臨時，人的表現是麻木的。以往電視上表現人在死刑面前會出現腿軟的場面，一般根本不存在，他們多會因恐懼心理的積壓而變得麻木，失去思維，腦海產生空白。但在行刑等待期間，人的意識會產生微妙的轉變，開始接受死亡帶來的恐懼。這個過程用一個詞來概括：自作自受。 采訪開始的時候，丁瑜會問：“真的要走瞭，害怕嗎？” 罪犯們一般會回答：“害怕，但這是我自己要接受的。”或者：“怕不怕，結果都已經這樣瞭，又有什麼辦法。” “有的人，會被自己內心巨大的懺悔和悔恨所折磨，隻求一死；有的人會說不想死，隻要法律給予一次機會，他一定會盡他的一切所能回報這個社會；有的人出於認知的局限，可能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為什麼會錯。” 當然第三種屬於少數。丁瑜與這些少數人對話時，總是難掩內心的憎惡。 在河南焦作，一夥匪徒綁架瞭一名12歲的少女，可少女並不是他們預先定好的綁架對象，他們意識到錯瞭以後，並沒有將這少女放走，而是殘忍地殺害瞭她。 “怎麼就能下得瞭那個手呢？又不是禽獸。”丁瑜問主犯。 “所以說罪有應得吧。”主犯回答，語氣和神態毫無悔意。 “采訪過這麼多案件，我以為我已經見慣瞭太多罪惡瞭，但當我聽你描述這些細節的時候，讓我的心裡很難承受，為那個無辜的孩子、那個無辜的少女，所有人應該恨你們。”說完這話，丁瑜流下瞭眼淚。 “我很慶幸你被抓獲，你是個渣滓。”丁瑜最後說。 采訪特殊罪犯，也是一個挑戰。包榮亭，一個男性同性戀者，殺死瞭自己的母親。 “你覺得你說話，你覺得別扭嗎？你覺得舒服嗎？感覺難受還是舒服？”包榮亭主動問丁瑜。 “啊，沒有。”丁瑜回答。 “那這就對瞭。”包榮亭說。 其實，為瞭尊重對方，維持談話的氛圍，丁瑜向這名罪犯撒瞭謊。 《臨刑會見》的生命關懷 丁瑜是電視節目《臨刑會見》的制片人兼主持人。《臨刑會見》是全國唯一一檔以與死囚犯對話為主題的節目，它誕生於2006年，源自丁瑜在河南電視臺法制頻道的一次采編會上的突發奇想。 因為死刑、死囚話題的敏感性，這檔節目剛開始制作時，遇到瞭很多困難，但丁瑜和她的團隊一直堅持到現在，每周一期，節目在每周六晚9時30分，河南電視臺法制頻道與大象網上同步播出。截至目前，已經有226名與丁瑜面對面的死刑犯以及他們的故事，展示在《臨刑會見》的鏡頭中。 隻要是一審判決死刑的案件，在理論上，丁瑜的團隊就可以去報道，采訪的時間和地點就是二審開庭的時候，和法官一起，因為2007年開始，死刑案件，二審必須開庭審理。 “二審法官開庭時，會把罪犯提出來。庭後采訪，那個時候我們很省事，庭上的法警和我們配合，法官和我們配合。我們采訪完再把罪犯送回去。”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是，丁瑜的團隊沒有和法官湊到一起，就是二審還沒有開庭或者二審已經開過庭。沒有機會見到罪犯時，丁瑜的團隊就協調看守所，到看守所去采訪。 丁瑜的團隊會在節目中打上“此案正在進行二審，或者本案正在經終判決結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審核”。 “實際上的臨刑會見，比如8點執行，我們可能7點趕到看守所。隻有一小部分節目會采用。尤其是這一兩年。我不太選擇這樣的時刻。 “我不想再送他們。”丁瑜解釋，一個是要在那個時候采訪需要很多條件限制，公檢法司都要協調好，需要費很大精力去協調。她也不想讓自己的內心太沉重。 是否接受丁瑜的采訪，完全取決於罪犯的自願。絕大多數情況下，犯人都可以正常表達。丁瑜會碰到這次采訪未能如願，這樣的情況並不多。去年春天，丁瑜在鄭州市看守所見到瞭死刑犯張廣新，當問及他的成長經歷時，他的回答要麼是記不清瞭，要麼是答非所問，一個人自言自語，已無法正常表達，丁瑜隻得放棄。還有一次，2010年冬，鄭州看守所的一名犯人原先答應接受采訪，但等丁瑜的團隊趕到，對方又反悔瞭。丁瑜也無可奈何。 “已經面對面采訪226名罪犯，應該有一大部分都離開瞭這個世界，受到法律最嚴厲的懲罰。我覺得每次跟他們交流之後，他們會變得很平靜，很釋然。內心不再充滿瞭怨恨，悔恨不再吞噬自己的每一個細胞，不再像以前那樣的度日如年。也許我們的訪談會讓他們的心靈得到一些平靜，我願意做這樣的事情。”丁瑜告訴記者。 “我們可以通過節目為死刑犯的傢人朋友轉述一些情況，通過我們的節目死刑犯可以有機會向他的傢人傾訴自己的內心。”丁瑜說。 有一個名叫吳艷艷的罪犯，殺死瞭自己的丈夫。吳艷艷表示，作案前受到瞭丈夫的打罵。吳的父母去公婆傢，謝罪，祈求輕判。後來雙方的老人手拉著手坐在一起—這樣的場景出現在節目鏡頭裡。法官最終判決吳艷艷死緩，受害方獲得經濟補償。這樣的節目呈現出來的，是對夫妻雙方傢庭的深切關懷。 然而，關懷不僅限於此。“《臨刑會見》從責任和社會效益的角度，通過對特別案例的剖析和訪問，使觀眾能得到警示，避免瞭悲劇的發生。”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顧永忠這樣評價道。 截至去年底，全世界尚有58個國傢執行死刑，作為人口第一大國，中國執行死刑也屢見不鮮。中國政府從來不掩蓋執行死刑的事實，相反，中國政府會通過媒體發佈重大惡性案件的審判結果，以此起到警告和教育的作用，進而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臨刑會見》的本意即在於此，它警告人們偏離生活軌道的教訓，從而真切感受到生命的珍貴和法律的尊嚴。 在河南，你可以在傢裡、餐廳、咖啡館等公共場所，甚至監獄裡收看這檔節目，這檔節目擁有8000萬觀眾，是河南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之一。 通過與法院、特別是河南省高院的密切合作，《臨刑會見》欄目組在選材上獲得非常大的便利。他們更註重情感、婚姻、傢庭關系、青年犯罪、鄰裡糾紛領域內的惡性犯罪案件。欄目編導王李的解釋，案件中犯罪者人性的掙紮、變異，更能給人巨大的心理震撼。這些案件的犯罪環境大傢都很熟悉，能讓普通人找到自己影子，找到自己的心魔。 丁瑜介紹：“我們會從罪犯的生活軌跡、犯罪軌跡方面出發來瞭解和探究他的犯罪心理。鄰裡糾紛的案件有一個比較典型—為瞭20元的一棵樹，殺瞭一傢四口，無效的溝通是導致犯罪的首要原因。我們選擇在生活中可以得到共鳴的案件，與老百姓生活近似的，可以使人們得到一些警示。這是我們選題的大標準。” “曾有一個犯罪分子，因犯罪入獄，妻子離開瞭他。他知道後，出於人性心理上對妻子的無法忍受，遂產生殺妻之念，女兒知道後，阻止瞭該名犯罪分子的殺妻之念。但該名犯罪分子將仇恨轉嫁到與其妻年齡相仿的30多歲女子身上，形成二次犯罪。一些觀眾朋友會來信說他們的類似經歷。”丁瑜說。 大量的觀眾給欄目組打來溝通電話。在一次與觀眾互動的交流會上，一位年逾五旬的男子，感慨道：因與父親矛盾深重，自己曾經動過殺死他的念頭。正是看瞭《臨刑會見》節目，才懸崖勒馬。“伸出的手縮瞭回來，拿出的刀收瞭回來。” 2010年10月，澳大利亞著名紀錄片導演羅本 紐厄爾(RobinNewell)趕赴鄭州，跟蹤拍攝瞭兩期《臨刑會見》後，制作瞭同名紀錄片。去年10月下旬，在意大利舉行的第六屆羅馬電影節上，觀眾看到瞭《臨刑會見》主創人員的身影，由中國大陸橋文化傳媒公司和河南電視臺法制頻道聯合拍攝的60分鐘紀錄片《臨刑會見》入圍第六屆阿姆斯特丹電影節。 紀錄片《臨刑會見》大致介紹瞭中國的死刑制度等相關司法現狀，主要側重於丁瑜團隊的工作流程，其中穿插瞭大量的丁瑜對死刑犯的訪談，也因而被稱作電視節目《臨刑會見》的國際版。 “我不是天使，隻是見證者” 沒有走到犯罪人內心，沒有見到罪犯傢人，沒有機會見到形形色色的犯罪人員，很難有機會瞭解到犯罪人員內心真正的想法，對人內心所帶來的巨大沖擊。 通過一期一期節目，丁瑜發現，一切人員的犯罪都是有原因的，開始尋找罪犯犯罪的根源。 “人和人之間隻要正常地去溝通，正常地去瞭解、生活，不愉快的事件很難落到自己頭上。”工作中的日積月累，丁瑜逐漸形成瞭自己的思維。遇見一種事情，她會思考有幾種解決方式，最好的方式是什麼？這樣，犯罪的幾率就會極大降低。“思維決定行為。冷靜是前提。” 很多時候，丁瑜很想采訪一下受害人，瞭解受害人訴說出的當時情況。但是，這些受害人已經不存在瞭。這是丁瑜最大的遺憾。 丁瑜身材高挑、瘦削，思路敏捷，語言簡明概括。但即使幹練如斯，5年來面對226個死刑犯，對她的內心影響，是常人無法想象的。 上文提到殺死自己母親的包榮亭，2008年，接受丁瑜采訪後一個月，走到生命的終點。在他臨刑前的最後一刻，丁瑜見到瞭他。 “這是要去哪裡啊，是上西天啊。”包榮亭走出一道門後自言自語，臉上掠過一絲笑。 工作人員要他留下遺言，他說沒有。又問他有什麼說的沒有？ 他回答：“說什麼呀，要死瞭，說什麼呀。” 沒有親屬來送他，他的哥哥姐姐都沒有原諒他。在眾多穿著制服的人裡面，他認出瞭丁瑜，在走向人生的最後旅程時，他覺得丁瑜是唯一跟他有聯系的人。 丁瑜向他道別：“我們隻能祝你一路走好。” 他轉向丁瑜，說：“能握一下手嗎？” 丁瑜愣瞭一下，隨後用中指滑過他的手掌—這可能是被所有人拋棄的包榮亭跟這個世界的最後一次接觸。 丁瑜事後解釋：“不知道握手能給他帶來什麼，能給他帶來什麼慰藉？他的手很臟，指甲裡都是污垢。很久我都說不出那是什麼感覺。” “好多人用這個詞來形容（我的工作）：天使與惡魔。我從來不認為我是什麼天使，因為我去見這些人是工作需要，我把我自己定位為見證者，見證他為何到死的邊緣，見證他臨死前的心態，見證從生到死的過程。”丁瑜告訴記者。 丁瑜說：“（有一次）到福建出差，火車上，凌晨一點。因為晚上車窗拉著窗簾，望見朦朧的自然的夜色下，田野裡，站著齊刷刷一排全部是我采訪過的、已經被執行過死刑的人！” “那麼清晰，不同的表情，有的人哭，有的人笑，有的人漠然，各種表情的人，一溜站著那樣看我，我當時都快崩潰瞭。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丁瑜告訴記者，她不是靠傾訴去緩解壓力的，是靠理性去自行調節的。 每次采訪結束，當丁瑜知道犯罪人員人生的最後想法時，她開始選擇閉口不言，目送罪犯離去的身影，轉身，望望綠樹，看看陽光，感受生命的存在。 丁瑜告訴記者，她從小在公安局大院長大，傢對面就是武警支隊，支隊裡面就是看守所，父母也都從事公安工作。因為熟悉環境，從開始參加工作就開始做法制節目，所以個人的耐受性比較強。《臨刑會見》伊始，有時難以承受這種壓力，整個腦子裡全是那些死刑犯的矛盾沖突和心理糾纏，但時間長瞭，就轉移一下，比如看電影會看一些陽光的、美好的、有生機的。朋友和傢人的親情溫暖，看到社會一切美好的東西，告訴自己，在心裡做一些平衡。 “我這兩年已經把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盡量剝離。”丁瑜告訴記者。 “其實知道過這麼多故事，見過這麼多人，聽說過這麼多案件，瞭解過這麼多真實的東西，怎麼說呢？不見得是一件好事，心裡的垃圾也很多。我們誰都不願意看到生命離開世界，哪怕是一條小狗小貓，我養的一條小魚死掉，我就會傷心。但這樣的人死掉，我不會傷心。從來沒有一起案件，讓我傷心過。”丁瑜說。 當犯罪人員被押到刑場，身影遠去的時候，丁瑜時常會想，相對受害人，犯罪人員是幸運的，至少對死亡他們做好瞭準備。但對於受害者，死亡是突然降臨的，他們不會擁有任何準備。 “我不同情他們，我隻是惋惜他們。—或許這是丁瑜擺脫226個死刑犯的唯一方式。 “看那麼多人在你面前死去，看到那麼多受害人，看到那麼多犯罪人悔悟他的行為，認識到他的錯誤，先不從法律上看，但從一個人來看，生命的消逝，都不得不對人心靈上產生一種震顫。隻要能活著，隻要還有生命在，其他還有什麼事情解不開、放不下的呢？”丁瑜說。 她希望惡性犯罪能夠消失，她能夠停下腳步，結束這檔節目。 （時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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