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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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名制下黃牛黨倒票手法調查:不停撥打電話囤票

實名制下黃牛黨倒票手法調查:不停撥打電話囤票


[導讀]毋庸置疑,實名制購票的種種限制很大程度上增加瞭票販子的違法成本。但事實是,現在的黃牛們還是一樣的瘋狂,不過是買火車票過程,比以前復雜瞭,科技含量也高瞭,必須有一定的電腦知識。

黃牛黨是如何建立客戶的?

“別進火車站,沿路南一直朝東走,看到第一條向南的小巷你就朝南拐,到巷子口裡頭等我。”

1月14日傍晚,記者從北京地鐵二號線北京站出來之後,隨即撥通瞭女黃牛餘彩(化名)的電話。

根據餘彩的提示,記者走進瞭那條巷子。這裡離車站大約有500米,巷子東是一傢小吃店,西邊是一傢小賣部,朝裡去則是幾傢小旅館。

雖然離北京站很近,相對火車站內的嘈雜,這裡安靜得多,路燈燈光很昏暗。小吃店門口有兩個人在招攬生意,幾個婦女坐在一傢小賣部門口玩撲克。她們相互之間嘀嘀咕咕,記者離她們大約有五六步的距離,雖然她們說話時夾雜瞭一些暗語,但還是能聽明白有關“某某車次”的字眼。這應該就是傳說中的黃牛黨瞭。

記者兜裡的手機再次響起,拿出剛要接聽對方卻掛掉瞭。一個個子不高皮膚黝黑,大約四十歲的婦女向記者走來,就在與記者擦肩而過的瞬間,她把一張火車票迅速塞進記者手裡,記者也把事先準備好的300元錢給瞭她,前後不過幾秒。

記者拿到的是北京至日照的T51次硬臥票,原價224元,黃牛加價76元。

這是一個購票相當難的車次。為瞭順利買到票並同時接近和瞭解黃牛黨,記者是在朋友的引薦下,與資深女黃牛餘彩電話取得瞭聯系。拿到票以後,記者表示希望邀請她到肯德基喝杯飲料吃點東西順便聊聊。她立刻警惕起來,盤問記者是幹啥的。記者隻好解釋自己是搞社會研究的,隻不過對黃牛黨這個行當好奇,沒有任何惡意。也許是熟人介紹的緣故,餘彩最後爽快地答應瞭。

並不是每個人一提到倒票的黃牛黨都會痛恨得咬牙切齒,介紹記者認識黃牛的這位朋友就不。不僅不,她內心甚至還有幾分感激。因為從2006年開始,她每年春節前回老傢黑龍江佳木斯的臥鋪票基本都是通過黃牛搞到的,雖然每次加價60元到200元不等,但和全天在火車站擁擠的人群裡排隊等票的煎熬相比,那根本算不瞭什麼。

從北京至佳木斯的火車每天隻有K339一趟。“因為車次稀少,一到春運那真是一票難求。”這位朋友告訴記者。今年也不例外,從1月10日開始,她就提前開始通過網絡和電話查詢,她想預訂1月25日至31日任何一天K339的硬臥或軟臥,結果讓她大失所望,所有的票早就賣光瞭。但她並沒有感到驚慌和絕望,她手裡還握著最後一張底牌,那就是找餘彩買高價票。

多次的買票經歷讓她和餘彩之間似乎已經建立瞭某種信任,她甚至還主動把餘彩介紹給另外一些想回老傢卻同樣購票無門的老鄉。事實上,餘彩的黃牛生意網也正是靠買票者的口碑慢慢建立起來的。

黃牛黨就是個小社會

據中國社科院白皮書介紹:黃牛黨最紅火的時候,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約有票販子上萬人。北京黃牛黨基本由四大群體把持:勢力最大的是東北幫,約占總人數的1/3,河南幫排序第二,河北幫排位第三,安徽幫排位第四。黃牛黨按身份也可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在原籍失地的農民;第二類是下崗或失業的職工;第三類是有前科的逃犯、吸毒者或刑滿釋放的社會黑戶;第四類是其他閑雜人員。

“我承認做黃牛既不光彩也不合法,但沒有誰生下來就願意做黃牛,我也是被逼無奈。”餘彩嘆口氣說。

餘彩原來從安徽農村來京當保姆,因父親患重病缺錢才被老鄉帶入行。她先是跟著一個老鄉“慧姐”學徒,賣出一張票“慧姐”分給她10元至30元的抽成,俗稱“砸幹棒”。由於缺少資源,隻能靠自己冒險在車站內外搭訕詢問,運氣好的時候一天能賣兩三張,運氣不好兩天都不開張,一個月下來也就賺千把塊錢。

半年以後,餘彩漸漸明白這行當的門道,也積累瞭一些資源,終於從“學徒型”轉為“單幹型”,自己找票源,自己再倒出去。那一段是她最拼命工作的時候,因為賺多賺少都是自己的。她最多的時候一天能賺300多元,最少也能賺100多元,每個月下來竟能賺到五六千,不僅還清瞭父親看病欠的債,還有瞭一些積蓄。從2008年開始,她把自己老傢的土地承包給別人種,讓丈夫和妹妹都出來跟著幹。倒票方式也從“單幹型”轉為“傢族型”,她領著妹妹在北京站,丈夫則去瞭北京西站,親屬攜手,兩站聯合,互通有無,大大提高瞭倒票額。

“2008年至2010年,是我們一傢賺錢最多的時候,攢下瞭差不多40萬元。黃牛最賺錢的時候是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那是票販子們財富積累最多的時候。”餘彩說。

據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偵查監督處助理檢察員韓帥介紹,“北京地區參與倒票活動的黃牛大多為外地來京務工人員,大約占到全部黃牛人數的96%。一般情況下,從事倒票的黃牛文化程度比較低,接受過大專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大約占全部黃牛人數的15%,其餘均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有的甚至是文盲”。

在這行當幹瞭七年,餘彩逐漸明白,同樣是黃牛,也分等級。像他們這種親屬聯手的,雖然依然是最底層的票販子,但畢竟有瞭幫手,收入還固定些。更多的人則是散兵遊勇式的。他們靠每天倒賣幾張票掙點辛苦錢,因為流動性大,一旦出事也很難被查到。即便被鐵警抓到瞭,因為涉案金額較低也隻是被罰款或治安拘留幾天,出來依然會重操舊業。而稍高級別的黃牛是雇人從窗口買票,有專門買票的隊伍,也有專門賣票和退票的隊伍。他們內部有嚴密的組織紀律,包括什麼價收票,什麼價賣票,離發車時間的什麼臨界點退票,對於不多加價的頑固客戶怎麼對待。他們價格統一、口徑統一、方式統一,實在不行,還有退票的隊伍為其掃尾,為其帶來更大利潤,避免競爭市場無度無序,保證各個鏈條都有不同的利潤可賺。最高級別的黃牛是“老大”級別的人物,一般都有黑社會背景,他們會控制整個黃牛黨票市局面,需要“很硬”的社會關系。

“老大”級的黃牛最風光的時候隻需要在傢數錢就可以瞭。一個“高級”票販子的月收入是一個“低級”黃牛收入的三到十倍。一些“高級”黃牛,在旺季時(如春運、暑運、五一、十一黃金周)他們每天收入都在1000元至4000元之間,淡季時每天收入也在300元至1000元之間。每逢生日小黃牛還要送賀禮。據餘彩介紹,有個黃牛團夥的老大“小東北”有次慶生光禮金就收瞭5萬多元。

黃牛黨有自己“行話”和暗語

“平常在各車站活動的黃牛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女性。”餘彩說。

問其原因,皆因為一條:女性票販子基本不在警察抓捕之列,因為她們永遠處於或懷孕或哺乳或帶孩子的狀態,以此規避法律打擊處理。

“有個女黃牛也是安徽老鄉,為瞭躲避抓捕,她總是在懷孕後的幾個月出來瘋狂倒票,然後再打掉孩子,連她自己都說不清曾經懷過幾次孕。”餘彩說。還有的女黃牛一被警方抓進去,立刻聲稱傢裡有孩子,其丈夫聽到消息後,多半會立即把孩子送到派出所,放下孩子就走。要麼讓警察幫著看孩子,要麼迫使警察放人。許多黃牛黨都曾受到過鐵警打擊處理,有的甚至因倒票被處理十幾次。

“我發展客戶非常謹慎,沒有事先打招呼的陌生電話一般都不接,主要是怕遇上民警釣魚,我身邊已經有無數老鄉包括我的丈夫和妹妹都曾被鐵警處理過,我怕自己有朝一日也會折進去。”餘彩不無擔憂。

小說《林海雪原》裡頭有兩句經典的接頭暗語:“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據餘彩介紹,在黃牛黨內部類似行話和暗語比比皆是,從而形成瞭黃牛之間溝通的語言體系。這些行話和暗語基本上可以分成三類:一類用來形容如何與購票者進行溝通,例如“紮蛤蟆”,表示向旅客承諾自己能買到票,拿著旅客的錢為其跑腿代買火車票,以收取好處費,這群人多與售票員關系較熟,掌握一定信息,知道哪個窗口有票;再比如“扒皮”,即自己沒票,但基本知道拿票者出高價到多少錢,他就賺個轉手差價。

第二類則是對一些特殊人群的形容,例如擁有十年以上倒票經歷的黃牛會被叫成“老炮”;而“侃客”即自己沒票,專門跟蹤那些看上去想買票的旅客的黃牛。一張票原價200元,如果300元能從其他黃牛手中買到,侃客的人多半會要到350元,如果侃客成功,他可以掙高出的50元錢。

第三類則是指代黃牛票的某些特定來源渠道。例如“低接平出”,即指接旅客的退票,一般在退票口等,旅客若退票給車站,車站要收取20%的費用,退回票價的80%。他就以略高於80%的價格收購,比如90%,然後平價或高價賣出,吃其中的差價。

“使用這些行話和暗語既是為增加隱蔽性,又可以鑒別是不是道上的人,提防‘生茬子’(陌生人)摻和,這也是我們這種見不得光的行當的自我保護。”餘彩說。

黃牛黨手中為何總有票

餘彩介紹,火車票實名制以前,車票隻有在兩個地方可以買到:第一是火車站售票窗口,第二是取得火車票代售資格的正規代理點。那時候普通黃牛倒票基本是利用多人排隊買票和回收退票再高價賣出等人海戰術。黃牛們比普通旅客更熟悉買票的程序,知道什麼時間段什麼票比較好買,排隊時更有針對性,所以買到的成功幾率也更高。如果這兩個渠道弄不到票,就隻能從“大黃牛”手中拿票,當然要被多扒一層皮。

“據說他們的神通廣大,票都是從‘內部’直接拿出來的。但也隻是聽說而已,因為連這些‘大黃牛’我們也很難見到。”餘彩說。

自從2012年全國范圍購買火車票實名制以後,一張有效身份證件,在同一乘車日期同一車次同一乘車站隻能購買一張實名制車票;每次可購買3張臥鋪或5張硬座車票,但必須一票一證件;實名制退票時必須持購票時使用的有效身份證件,票、證一致方可辦理……毋庸置疑,實名制購票的種種限制很大程度上增加瞭票販子的違法成本。但事實是,現在的黃牛們還是一樣的瘋狂,不過是買火車票過程,比以前復雜瞭,科技含量也高瞭,必須有一定的電腦知識,至少會通過網絡、電話訂票。

“網絡和電話訂票則是目前黃牛們打主意最多的渠道,我傢裡也專門配瞭電腦。”餘彩說。

餘彩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客戶群,對有車票需求的旅客承諾能搞到票,讓旅客將身份證號先發到其手機上,並留下聯系電話,先穩住顧客,然後讓傢人通過網絡或者用電話反復撥打95105105鐵路訂票電話套訂車票。訂票成功後,再通過手機信息將實名制車票流水號發給旅客,從中謀取利益。

“有些黃牛的做法更‘先進’,他們往往安裝十餘部電話,利用‘電話追撥器’連續不停地撥打訂票電話,把一部分票‘囤’在手中,再利用趕集網或58同城網等網站發佈火車票轉讓信息,等待購票者聯系,遇到有願意出高價轉讓車票的旅客提供正確身份信息後,他們便能給旅客提供正式訂票號。”餘彩說。

票販子們除瞭使用乘客身份證到窗口排隊買票外,還在網上通過一種“身份證信息生成器”(在該軟件輸入指定出生地、出生日期及性別就可生成1到999個格式正確的身份證號碼)的流氓軟件,非法獲取別人的身份證信息,然後冒用別人名字撥打電話訂票,再高價賣給別人。持這種票乘車的前提是一些火車站驗票不嚴格,不能做到每張票認真核對身份證信息,造成漏洞,有機可乘。還有的是黃牛和車站人員熟悉,驗票時故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走過場,很容易輕松過關。

“還有就是每年春運時,一般人到代售點很難買到火車票。那是因為代售點在正式售票前已經把票都出給瞭黃牛。道理很簡單,代售點正常賣一張票隻能收取5元手續費,但給瞭達成協議的黃牛,每張收取的手續費就翻上幾番。這一層的黃牛再把票加價賣給下線。最終到買者手裡,票價比標準價高出兩三百元也就不足為奇瞭。而乘客在火車站排隊也買不到票,這是因為,代售點已經提前將票出完瞭。”餘彩說,“當然黃牛去代售點集中出票的前提是手中必須有固定客戶,提前掌握瞭有購票需求的旅客身份證信息,才能去代售點集中出票。”

“與代售點建立關系很不容易,隻有在這個行當待久瞭,混熟瞭,相互取得信任才行,因為代售點囤票也是違法的,沒有十分的把握沒人願意冒這個風險。”餘彩最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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