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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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憶南京大屠殺:有人因太瘦被燒死


















老人憶南京大屠殺:有人因太瘦被燒死





陳秀珍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是當年戰爭的受害者，也是那段歷史的見證人。

多年來，他們強忍著侵略戰爭給他們帶來的傷痛，向世人講述當年侵華日軍犯下的滔天罪行，並與那些企圖歪曲歷史的日本右翼分子不斷進行鬥爭。

如今，歷史長河已靜靜流淌瞭75年，他們越來越少瞭，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日前透露：“就我們現在接到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有十多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相繼過世”。不過，他表示，健在幸存者線索征集行動仍在繼續，“今年上半年，我們又在南京地區發現瞭一些新的幸存者，這些新發現的幸存者情況，已上報民政部門。”

據瞭解，目前在世的幸存者僅剩200人左右，平均年齡超過80歲。“或許再過十年，他們均將不在……”這個現實，讓歷史學者們非常憂心。今年4月，按照國際化標準搶救幸存者證言已經啟動：他們的口述史是當年歷史最好的證言，也是對那些企圖否定歷史的日本右翼的最好反擊，“我們正在與時間賽跑。”朱成山表示。

近日，有市民向快報提供兩條大屠殺幸存者線索，快報記者以口述實錄的形式記錄下他們親歷的那段歷史。至於他們是不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還有待進一步認證。

在大屠殺中，陳秀珍失去瞭舅媽和一對雙胞胎弟弟，父親也差點被刺死。因為怕日軍發現她是女孩，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陳秀珍都是男孩打扮。

陳秀珍的身份證上，出生日期是1929年5月22日。“日本鬼子打進來時，我已經9歲(虛歲)瞭。”坐在江寧兒子的傢裡，陳秀珍向快報記者講述瞭那段記憶：

怕哭聲引來日本人

剛出生的雙胞胎弟弟被母親忍痛拋棄

口述實錄

日本兵來瞭

女人們躲進夾壁墻

那時，我和父母住在來鳳街27號，父親叫陳楚伯，母親叫陳周氏。我們一共七八戶人傢，合住在一個三進院子裡，最裡面還有個紙坊。院子大門朝東，後面就是城墻。日本人打進來前，飛機天天來轟炸，百姓都躲在防空洞裡，我也不覺得害怕，飛機一來，就從氣孔往天上看，喊著“飛機來嘍！”把大人氣得要趕我出去。

後來南京守不住瞭，國民黨的部隊撤退前，讓老百姓趕緊跑。院子裡跑得隻剩下兩傢，我傢開雜貨店，父親做賬房先生，戴副眼鏡，沒力氣搬東西，也舍不得這些瓶瓶罐罐，就沒跑。但大街上到處是人，大包小包，拖老攜幼的，哭著喊著的。

日本人打進南京城那天，扛著槍，大街上大皮靴“咔咔”響。陳秀珍模仿著日本兵的樣子，在房間裡走起來。

8個日本兵帶著一個漢奸翻譯沖到瞭我傢裡，我和挺著大肚子的媽媽躲到屋角放馬桶的地方，外面有一個簾子擋著。日軍讓父親攤開手，看他手上有沒有繭，又看他額頭上有沒有軍帽壓過的印子，如果有，說明是軍人，當場就會殺掉。

漢奸說，你們傢開小店，有沒有糖、雞蛋？我父親說沒，一個日本兵就抓住他胸前，說不要扯謊，否則殺掉你。然後就是兩個耳光，把兩個牙齒都打掉瞭，父親嚇得渾身發抖，站著不敢動。接著，日本兵開始到處搜東西，搶瞭些值錢的東西就走瞭。

當天，父親拿剪刀把我剪成瞭光頭，臉上抹上鍋底灰。又把我媽媽的頭發剪瞭，撒上柴草，臉上也抹上灰。我們傢和鄰居傢的房子連在一起，兩堵墻之間有一個空間。父親以前在墻上砸瞭一個門，外面用大衣櫥擋住。他跟我說，看到日本人來就哭。媽媽在後面聽見哭聲，就和鄰居高伯伯傢的老婆，還有他們15歲的女兒躲到夾壁墻裡，從裡面把衣櫥拉好。

母親忍痛拋棄

剛出生的雙胞胎弟弟

第二天，日本兵又來瞭，我就哭起來。其實父親不讓我哭我也會哭，我太害怕瞭。我媽媽她們三個聽見哭聲，就躲進夾壁墻裡。院子是三進的，我傢房子前後都有門，日本人說來就來，我傢就像大馬路。他們來瞭後就這邊踢踢，那邊用槍搗搗。看到我還說，“小孩，小孩。”

鄰居高伯伯的媽媽都七八十歲瞭，裹著小腳。日本兵就讓她解開裹腳佈，想把小腳扳直，疼得她直叫。我抱著她的腿哭叫，喊“奶奶啊，奶奶啊”，日本人把我拖到一邊去瞭。

媽媽那時懷著孕，已經足月瞭，老往夾壁墻裡跑，那裡面那麼窄，加上驚嚇，就早產瞭。媽媽生瞭兩個弟弟，是雙胞胎，生下來就哇哇哭。日本兵再來，她們躲到夾壁墻裡，孩子再一哭，什麼就都發現瞭。傢人商量著，不能要這兩個孩子。媽媽不肯，舅舅說，留瞭他們，大傢都會沒有命的。媽媽哭著說，誰讓你們這時候出生啊。

兩個弟弟生下來當天中午，吃過飯，就用棉花裹著，送到後面水塘邊。那是12月，大冷天，弟弟一直哭，到下午3點多，就沒聲音瞭。如果這兩個弟弟活著，今年也都70多歲瞭。

說到這些時，陳秀珍不停地哭，用衣襟擦眼淚。

舅媽被捆住手腳

扔到燃燒的木頭堆上

院子裡就我傢和高伯伯傢，高伯伯有點癡呆，日本兵進來時，讓大傢不要動，但他到處蹦。日本兵槍頭上都有刺刀，一刀把他刺死瞭。我舅舅舅媽住在旁邊，我舅媽當時30多歲，人長得很瘦，日本兵非說她有傳染病，會傳染人。幾個日本兵把她的手捆上，拉到門口大空地上，燒著瞭一堆木頭，把她扔到火裡，燒得她直叫。舅舅不敢救，旁邊那麼多日本兵拿著槍指著。舅媽就這樣被燒死瞭，舅舅後來一直沒再婚。這些都是我親眼看到的。

舅舅也差點死掉，他後來遇到日本兵，把他扔到河裡，然後開槍，第一槍沒打著。他戴的帽子漂在水裡，日本人以為那就是他的頭，第二槍就打瞭那個帽子，以為他死瞭，就走瞭。舅舅自己爬到岸上，偷偷跑回來的。

還有個鄰居，他傢兒子是當兵的，打散瞭跑回來。日本兵進來時，他正在床上睡覺，軍裝就蓋在被子上，被刺死在床上。他父母跑過去拽日本人，也被一刀一個，刺死瞭。他的老婆和妹妹就躲在床底下，過瞭三四天才敢出來，跑到我傢，給我父親跪下。陳秀珍跪倒在地，雙手不停作揖。“她們當時就是這個樣子，求我父親。”父親趁夜裡，將她們送到城北的難民營。日本人投降後，這兩個死裡逃生的女人還回來到我傢感謝。

扮成假小子

一直到日本投降

後來局勢慢慢穩定，父親就背著個鐵箱子，到外面賣雜貨。我一直穿著破衣服，臉上灰不溜秋的，沒留什麼頭發，隻有父母和近旁的人知道我是女娃。

日子一天比一天難熬，我傢後面有個水塘，我就提著籃子，到塘邊挖菜，也沒有鹽，沒有油，煮煮就吃瞭。後來出去到處找吃的，街上到處是屍體。有一次，一個日本兵抓住我，給我一把刀，讓我砍地上的死人。我不敢砍，他給瞭我兩個嘴巴子，臉都打腫瞭。回傢後，傢人再不讓我出門，怕我被殺瞭，我就繼續去挖菜。

父親有次出門，沒有回傢，一連幾個月。我媽媽說，他肯定被日本人殺死瞭，就自己出門去弄吃的。四個月後，父親回來瞭，後腰上有個大洞，流著血水。原來，他被日本兵抓差，給他們燒水、縫補。後來逃跑時，被日本人發現，刺瞭一刀，以為他死瞭。

傢裡沒有藥，媽媽就用茶葉水消毒，再用鍋灰敷在傷口上。父親到去世，後腰上都凹著一大塊。我12歲的時候，又出去做日本工，到晨光廠給日本人幹活，每天能給二兩米。

日本人在南京呆瞭八年，他們投降後，我才敢留頭發，變回女娃打扮。後來，在電視裡看到日本兵，那個恨啊……但又害怕。

陳秀珍去過江東門紀念館，“那裡面的樣子，和當年殺人的一模一樣，我不認得字，看到那些名字，就想，這就是當年街上那些屍體啊。”

孫明是位書法傢，1982年從南京九中退休，他很少和人提起那段慘痛的記憶。不久前，吳先生和他下棋，三盤輸瞭兩盤，孫明說，如果不是日本兵當年砸瞭他一棒子，留下後遺癥，三盤他都能贏。於是，勾起瞭那段往事。

日本人當頭砸一棒

從此留下後遺癥

口述實錄

傢裡一隻老母雞

救瞭國軍士兵

我生於1922年3月21日，祖籍山東濟寧，父親來南京江寧縣工作，我是在南京出生的。我傢住在門西雙塘1號。小學在船板巷小學上的，在成美中學上初中時，日本人來瞭。

我父親在江寧縣政府做錄事，大哥孫元慶、二哥孫彭慶和三哥孫周慶，都在政府任職。南京淪陷前，二哥、三哥隨著政府撤退，大哥當時已經成傢，我15歲，父母都在，大哥要照顧我們，就沒有撤走。我們都去瞭鼓樓那邊的難民區，我們和其他幾傢人住進瞭雲南路一個大院子。日本人打進來後，我們都不敢出門。

但每天夜晚，都能看到火光，日本人到處殺人放火，在大街上看到年輕力壯的，懷疑是抗日分子，就抓起來，晚上集中送到郊外槍殺。日本兵還沖到難民區抓人，看到年輕人，就檢查手和額頭，認為是當兵的就抓走。淪陷幾天後，一個被打散的士兵逃到瞭院子裡，姓劉，大傢給他換上老百姓的衣服，軍裝埋瞭。

我父親信佛，逃難時把傢裡的老母雞帶來瞭，大傢說殺瞭吃吧，父親不肯殺生，就一直留著。那天三個日本兵沖進院子，看到瞭這個士兵，讓他站住，再檢查他的手，發現有繭，額頭上一圈印子，上面發白，下面發黑，戴軍帽戴的。兩個日本兵要帶走他時，旁邊那個日本兵看見瞭老母雞，跑過去追瞭幾圈沒追上，就招呼這兩個過去幫忙，那個國民黨兵趁機就跑掉瞭。日本投降後，這個姓劉的士兵回來當瞭警察。

日本兵一棒砸頭上

從此反應遲鈍

因為傢裡有幾個公職人員，相比普通人傢，我傢的條件算好的。一個日本兵跑到我傢，搜瞭一些銀元和值錢的東西，拿不下，讓我給他送到軍營去。我當時15歲，不敢不去，傢人也不敢攔著，就抱著東西，跟他去三牌樓附近的軍營。一路上看到很多屍體，有時得從屍體上跨過去。從軍營回來時，那個日本兵還寫個字條，證明我是送東西的。就這樣我平安回傢瞭，傢人還以為我回不來瞭。

後來局勢漸漸穩定，我們也從難民區搬回瞭傢。傢裡被砸得不成樣子，留聲機、傢具，都被砸瞭。日本人要給老百姓辦良民證。在大街上，擺著桌子，像辦戶口一樣，中國人都蹲在這邊，日本兵看著，點到誰，誰過去辦，不喊不許站起來。我聽見喊我的名字，就站瞭起來。旁邊一個日本兵一轉身看到瞭我，以為我是擅自站起來的，手裡拿個大棒子，朝我頭頂就砸瞭下來。我被砸得眼前黑瞭好一會，半天不能動。辦證的鬼子示意後，我才沒有繼續挨打。

從那以後，我的頭就落下毛病，反應遲鈍，人傢問個什麼事，我常常要想很久，才能想起來。

新中國成立後，我到九中當老師，一直到1982年退休。我喜歡書法，後來江東門紀念館征集材料，編“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遇難70周年書畫作品集”，我寄去瞭一幅。這幅作品是一首詩：“莫忘屠城抗戰年，卅萬冤魂有誰憐。江東門下埋遺骨，回首何堪淚潸然。”

認證

他倆是不是“幸存者”？還有待認證！

一要看是否“幸存”於南京大屠殺的時空范圍

二要看生命是否受到暴行威脅

何謂“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當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中僥幸存活下來的人。

大屠殺幸存者

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副會長孫宅巍認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必須同時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幸存’於南京大屠殺的時空范圍之中，越此，便隻能一般地稱為‘日軍屠殺幸存者’，而不能冠以‘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名義。 南京大屠殺的時間范圍應以1937年12月上旬至1938年4月為宜；其地域范圍以南京市的12個行政區以及直接與南京市毗鄰的江寧、江浦、六合3縣為宜。二是，‘幸存’於生命直接受到過槍擊、刀刺、活埋、火燒等暴力威脅的暴行之中。那些經歷瞭不以傷害生命為目的的各種暴行的人，均是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不宜一概稱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

據介紹，“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一詞較早的出現，是在1985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一書中。該書“前言”稱：“據最近調查，全南京市在1937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時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至今仍健在的有1700餘人。”到1994年，南京市委宣傳部長陳安吉為一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言集》作序時，又將1700餘人統稱為“‘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而朱成山則在《南京大屠殺幸存受害者的調查報告》一文中，將此1756人統稱為“幸存受害者”。

“以上列舉的各個時期不同場合的不同提法，至少可以說明：第一，不能將所有當年生活在南京、未遭殺害的人，都稱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否則的話，也決不會在27年前經過系統、普遍的全市調查，隻發現瞭1700餘名‘幸存者’。第二，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不能將三者都包含於‘幸存者’一類之中。”

陳孫二人是否“幸存者”

還有待進一步確定

至於現代快報 (微博)收集到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新線索，朱成山表示，這兩人是否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現在還很難說，需要經過專傢們的認定。據瞭解，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認證程序非常嚴謹，先是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提供相關的書面材料，然後該館將組織專業人士進行證言、證人以及圖像的采集，再經過專傢組的核審，如果確認將報市民政局。

朱成山透露，今年上半年他們又新發現瞭一些幸存者，包括一些外地的，“發現線索有多種渠道，例如媒體報道、證人子女來訪、證人和證人之間的信息互通，還有一些是海外人士提供的信息……今年發現的部分正在報民政部門(審核)過程中。”他強調，健在幸存者線索征集行動仍在繼續。

搶救幸存者證言

預計年底前形成檔案

目前，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援助力度正在不斷加大——幸存者的醫療費報銷，從此前的20%上升到前幾年的50%，現在已上升到瞭80%；南京民政局對老人們每年的補貼，也從此前的500元上升到1000元。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還對新發現的幸存者進行錄像、錄音采訪，至今已整理出4000多份相關檔案。但是，朱成山坦言，二十多年來，雖然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調查和采訪取得瞭一定的成果，但對照國際口述史的相關學術規范和標準，差距很大，需要進一步的完善與提高。今年4月4日，南京正式成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幸存者)口述史分會，新一輪搶救證言正在進行中，“時間不等人，我們的速度要加快。”口述史分會成立，按照國際標準搶救幸存者證言啟動。

記者瞭解到，“分會”成立後，對幸存者夏淑琴、常志強、張秀紅進行瞭跟蹤追訪，同時對湯山受害群體進行瞭細節調查。“幸存者口述史分會分為4個小組，每個組都有一個專傢領銜主持工作，有三四位史學研究專門人員參與，還有律師從法律層面進行認定工作。”據介紹，此次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采訪調查工作將實現三大轉變：“一是從過去隻註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短線調查，向長線調查轉變，展現大歷史變革中的個人生活史；二是從過去註重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口述證言的量的收集，轉向質的提高，對重點受訪對象深入挖掘。三是按照國際口述史的模式，做到規范化、標準化”。“過去可能我們主要關註的是當年大屠殺時候的故事，其實，幸存者的一生可能都會因此發生變化，這些都會給人們帶來反思，讓人們反思侵略戰爭的罪惡。 ”朱成山告訴記者。

“現在第一個節點初定是一年，在今年的12月13日之前調查充分，形成檔案。 ”相關人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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